蔡襄（一〇一二 — 一〇六七），字君謨，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一〇三〇）進士，曾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諫院、知開封府、知福州、知泉州、翰林學士三司使等職，晚歲以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卒謚“忠惠”。工詩文，書法擅長行、楷，承唐啟宋，獨步一時。后與蘇軾、黃庭堅、米芾并稱“宋四家”。

此冊是蔡襄傳世書作的重要匯集。本幅八開，題跋一開。茲按石渠著錄順序，冠以習用帖名，分別述之。

（一）山堂帖。行楷書十行，錄自作七言絕句二首：《丙午三月十二日晚》和《十三日吉祥院探花》，后題“十五日山堂書”。按丙午為治平三年（一〇六六），作者五十五歲，正在知杭州任上。書風已入晚年：筆畫圓勁老辣，無意于佳，而姿媚之態自然流露。“吉祥院”與“山堂”（即有美堂）皆杭州名勝。

（二）紆問帖。行書十行，書札。內容主要是指示有關新建宅第的一些事務。字勢開張流利，但仍多用豐腴的重拙筆畫，是作者書風由早期生拙向中期流暢過渡期的作品。徐邦達認為此系皇祐三年（一〇五一）召還汴京后所寫，“新第”即還京后的新居。

（三）蒙惠帖。行楷書四行，書札。內容為鳴謝贈花。上款“公謹太尉”，據考為作者友人李端愿。治平初年，他除醴泉觀察使“奉祠”閑居在汴京，蔡襄則任職翰林院，二人來往很勤。此札字體圓潤端謹，使轉精彩絕倫，雖僅二十四字，卻為作者晚期酬答知己的精心力作。

（四）別已經年帖。行草書十一行，書札。上款“知郡司門”，因此也稱“司門帖”。內容談及“郊燔”之禮將近，因此又稱“郊燔帖”。一九九〇年故宮學者王連起先生研究《涿拓快雪堂帖》時，對刻入其中的別已經年帖提出質疑，認為此帖的“筆性”與蔡襄書明顯不合，應是名“襄”的另外一人所寫。此論得到徐邦達、啟功二位先生的首肯。徐邦達后更提出：“同時陳述古亦名襄，他和蔡氏原有交往，不知此帖是否即述古之筆。”此后，故宮博物院所編印的出版物便不再將此帖列為蔡襄墨跡。

（五）扈從帖。行書六行，書札。內容為鳴謝贈物，及為對方物色胯帶事。上款“公謹太尉”，仍為友人李端愿。寫作時間亦與蒙惠帖相近，惟書非經意，信筆而出，風神恬淡。

（六）京居帖。行書九行，書札。內容為友朋間的泛泛問候。上款“知郡中舍”，未詳何人。札中提到“京居鮮暇”，可以推知它作于至和二年（一〇五五）之前。因為該年六月蔡襄即罷知開封府，出知泉州，不在京中了。此時作者約四十三歲，書法屬中年期。前五行行楷，清健圓潤；愈寫手愈順，后四行便夾用草書，明顯提速，痛快淋漓。在蔡書中別具一格。

（七）入春帖。草書十一行，書札。內容主要是告知對方自己“今又蒙恩，復供舊職”，并希望以端硯頂出前贈對方的銅雀臺瓦硯，另贈“十三兄”。上款“公綽仁弟”，據考應當姓葛，是蔡襄妻族中的近親。慶歷三年，蔡襄“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注”；皇祐三年，他罷福建路轉運使任，赴京再官“修起居注”，即所謂“復供舊職”。這封書寫于正月十八日，正在北上赴京途中。作者時年四十歲，用筆輕靈優雅，更是冊中唯一的草書書札。

（八）門屏帖。楷書四行，是一張手書的“名刺”，或曰“門狀”，當時官員、士大夫訪人時“報門”之用。上款“推官呂君”，已不可考。以書風論，與蔡襄皇祐四年（一〇五二）左右所書的《謝賜御書詩》頗為近似，應為其四十歲后典型的正楷書作。

此冊第九開為題跋。內含倪瓚辛亥（一三七一）三月九日題、袁凱洪武己未（一三七九）四月題、陳文東己未（一三七九）四月題，及明初陳迪觀款。

明張丑《清河書畫舫》《真跡日錄》，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續記》，汪珂玉《珊瑚網》，清吳其貞《書畫記》，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顧復《平生壯觀》等書均著錄蔡襄《十札卷》一種，內含陶生、入春、思詠、縣君、京居、謝郎、紆問、大研、山堂、蒙惠十帖，后有倪瓚、袁凱、陳文東、陳迪題跋、題名。至清康熙五十年后刊行的吳升《大觀錄》中，此卷已被改裝成冊，內容雖仍為十帖，但已去掉了陶生、縣君、謝郎三帖，換上了扈從、司門（即別已經年）、門屏三帖。此冊不久被安岐收藏，著錄于《墨緣匯觀》時，已被去掉思詠、大研二帖，成為《八帖冊》了。安氏謂：“考此冊本十紙，后有倪瓚、袁凱、陳文東、陳迪題識。在明曾經錫山華氏所收，有‘真賞’‘華夏’二印。后歸項篤壽家，每幅有項氏收藏印。后經散佚，惟存五帖并元明四跋。其中‘十一月’即‘司門’‘扈從’‘門屏’三帖，乃后增入者。”這就是它進入清內府之前的大致流傳經過。冊內今存華夏、項篤壽、張镠、吳炳、王延世、曹溶、安岐等家及清內府的鑒藏印記。

（金運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