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21日下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朱玉麒先生在故宮博物院第二會議室作題為“從燕然山到大成殿——西北邊疆平定的紀功碑”的講座。講座由研究室主任王子林主持。此次講座由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主辦，研究室承辦。故宮博物院相關部門研究人員及院外聽眾聆聽了此次講座。

朱玉麒教授演講

王子林主任主持

　　朱玉麒，江蘇宜興人。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西域文史》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查與研究”“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團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主要從事唐代典籍和西域文獻、清史與清代新疆問題、中外關系史研究。出版有《徐松與〈西域水道記〉研究》《瀚海零縑——西域文獻研究一集》等專著，古籍整理著作《西域水道記》獲200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二等獎、《新疆圖志》獲201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一等獎、2019年第七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

　　在講座中，朱老師首先談到邊塞紀功碑的淵源，指出戰爭的宣傳是從紀功碑開始的。戰爭的勝利通過石刻的方式來慶祝紀念，在世界不同文明中都有表現。這種表現方式，與人們對金石堅固品質的敬仰相關，期望功勛寄托于不朽的石刻而永遠流傳。漢文化的石刻表現方式偏好文字的表述，并逐漸形成有固定形制的碑石，這便是古代石刻功能分類中最早出現的類別——紀功碑。

　　最早立功邊塞的紀功碑為東漢竇憲抗擊匈奴而“勒銘燕然”，事在永元元年（89）。車騎將軍竇憲與匈奴交戰，大破之，登燕然山。朝廷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文。此銘文被記錄在《后漢書》中，流傳后世，形成了中國古代紀念戰爭功績勒銘的傳統。燕然山今名杭愛山，在外蒙古西部，龐大的山體使燕然山刻石淹沒已久，成為文學史上的神話。2017年，才由內蒙古大學與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聯合考察組發現刻石并確認為班固所撰《燕然山銘》。近年來學者對《燕然山銘》刻石作了摹拓、釋文和研究。《燕然山銘》的發現對研究漢代歷史和紀功碑的起源有著重要意義。

燕然山銘

　　朱玉麒教授繼而談到漢代西域紀功碑。漢代西域最早的紀功碑是東漢永元五年（93）碑，通稱《任尚碑》，距離燕然勒石僅四年。據《后漢書》載，任尚自永元三年以來多次參與抗擊匈奴。此碑于1957年在巴里坤（蒲類海）被發現。《任尚碑》在刻石紀功形式的發揚光大上作出了貢獻，它不僅印證了竇憲勒銘燕然的事實性，也將燕然刻石紀功約定俗成為邊塞戰爭勝利的必然程式。

　　另一塊漢代紀功碑是東漢永和二年（137）碑即《裴岑碑》，于康熙年間在巴里坤石人子鄉石人子村被發現。雍正十三年（1735）移至今巴里坤縣城，今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此碑非常完整，有可能受到《任尚碑》的影響。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專門記載過此碑。此碑在書法史上名氣很大，得到清代書法家的推崇和臨摹。西安碑林、濟寧學宮均有摹刻本。

　　此外還有東漢永和五年（140）碑，即《沙南侯碑》。此碑由清人在天山南麓的哈密境內發現。因為對模糊字跡的確認有誤，先后有《沙南侯碑》《沙海侯碑》《伊吾司馬碑》等別稱，該碑因體積巨大，至今仍在被稱作“煥彩溝”的原處。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刻石雙勾本。

　　漢代以后，對于西域的經營最有貢獻的是唐代。漢代紀功碑的傳統在唐代也得以延續。關于唐代西域紀功碑，朱玉麒教授指出第一塊是貞觀十四年（640）《姜行本碑》《侯君集碑》。二碑記錄了唐太宗時期西征高昌的事跡。《姜行本紀功碑》記載于徐松《西域水道記》，原位于巴里坤松樹塘附近，清雍正十一年（1733）運至天山廟，1950年代運至烏魯木齊，現收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另一塊《姜行本碑》在《沙南侯碑》石上，印證了兩《唐書》記載“其處有班超紀功碑，行本磨去其文，更刻頌、陳國威德而去。”

　　平定吐魯番后，唐軍隊繼續西進，貞觀二十二年（648）平定龜茲，刻《阿史那社爾紀功碑》。龍朔元年（661）有《唐西域記圣德碑》。此碑載于趙明誠《金石錄》。調露元年（679）裴行儉平定西突厥，刻《碎葉紀功碑》。開元三年（715）在費爾干納盆地驅逐吐蕃的勢力，刻《拔汗那紀功碑》。這些碑都在史書上有所記載。而包括《侯君集紀功碑》在內的這些碑，目前尚未被考古發現印證。這些碑的存在表明唐代繼承了漢代紀功碑的形式，并更加規范化。

　　接下來，朱玉麒教授介紹了漢唐西域紀功碑與戰爭形勢。漢代西域的爭奪戰表現為漢王朝以敦煌為大本營與盤踞在蒲類海一帶的北匈奴之間的交鋒，因此，漢代西域紀功碑必然大量出現在東部天山沿線，并且更多以庫舍圖嶺為南北主要通道的天山地區。唐代西域紀功碑則隨著唐王朝的西進而形成以伊州為中心向西輻射，一直到蔥嶺以西。漢唐西域紀功碑揭示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經營以及民族間的交融，意義甚大，并影響到以后西域紀功碑的出現。

　　最后，朱玉麒教授講到清代西域的平定與告成天下。清代通過康雍乾三朝的平定，西域基本形成了今天疆域的雛形。清代平定西域最重要的碑是兩塊，一是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北疆的《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之碑》，現存于新疆昭蘇縣格登山，二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南疆的《平定回部勒銘伊西庫爾淖爾碑》，現存碑座。二碑代表了清代西部疆域的平定。

位于新疆昭蘇縣格登山的清平定準噶爾勒銘碑

　　清代平定西域的紀功碑不僅勒于邊疆，同時也出現在全國各地。遍布全國的四大平定御碑有：雍正三年（1725）《平定青海告成太學碑》、乾隆十四年（1749）《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其中，平定準噶爾立碑過程顯示出清代紀功碑制度的重大變化，即紀功碑不再第一時間立在戰爭之地，而是立于文廟，所謂“勒石太學”。趙翼《檐曝雜記》中有記載，故宮博物院亦藏有乾隆書平定準噶爾碑文草稿。今國子監共有七座告成碑，享有一碑一亭的高規制。此后方“勒石戰地”。各地文廟也不斷發現平定碑。據統計全國約有16個省份有平定碑。清代西北邊疆平定的禮儀繼承漢唐以來的制度，而其創制在于釋奠孔廟，告成太學。并頒發御制碑文，各地興建造碑，告成天下。全國各地文廟立碑的積極意義是形成了清代各地文廟重要的標志和格局，使得新疆塞防也成為讀書人耳濡目染的日常關注，帝王一家之私事成為天下一統之共識。

國子監碑亭

　　王子林主任總結說，今天很榮幸邀請朱玉麒老師為大家講述紀功碑的歷史和意義。一座碑就是一段歷史，是對戰爭功勛的歌頌，也是對邊疆安定的信心昭示。通過紀功碑，朱老師為我們勾畫出了歷代對西北的經營，以及民族之間的交融，意義重大。特別是從太學到地方文廟立紀功碑，不僅是告成天下，也是為了延續道統，亦如《尚書》所言“告成闕功”、明末顧炎武所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關于中國疆域與民族的構成，當代中國概念的奠定，朱老師的講座十分必要，給予我們深刻啟示。

　　朱玉麒教授的講座結合文獻與實地考察，通過大量史料和圖像，從五個方面，全面而系統地對“西北邊疆平定的紀功碑”作了深入的解讀。不僅梳理了漢唐至清代紀功碑的銘刻背景、存世情況以及制度變遷，同時也展現了自漢唐以來平定西域、民族融合的宏大歷史。講座內容豐富，邏輯清晰，展示了大量一手資料和新的研究結論，給我們帶來了一場精彩的學術盛宴。講座結束后，聽眾就乾隆平定西北邊疆御制詩的意義、紀功的載體形式等問題紛紛向朱老師請教，現場氛圍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