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8日下午，由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明清史研究所承辦的“明清史研究所學術分享會”第一場講座“絲綢之路上的中國——羅馬/拜占庭文化關系”在故宮博物院城隍廟第二會議室舉行，該講座由北馬其頓共和國漢學家馮海城（Igor Radev）博士主講，明清史研究所所長多麗梅研究館員主持，來自故宮學研究院、科研處、考古部、出版編輯部等部門相關領域20余名學者聆聽了講座。

主講人馮海城博士是北馬其頓共和國漢學家、譯者，北馬其頓科學與藝術學院漢學知識中心教席學者，并為馬其頓文學翻譯協會、“一帶一路”文學聯盟、世界漢學理事會、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聯合會、圣基里爾圣麥托迪大學全球變化研究中心理事會等多個研究機構的成員。主要從事文字學、古代中國文學、比較詩學、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研究，已出版20余部中文譯作并發表多篇漢學研究論文。首次將馬其頓文學引入中國。2021年獲得第十五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絲綢之路上的中國——羅馬/拜占庭文化關系”的主要內容如下：拜占庭帝國的名稱與身份；古代中國對羅馬/拜占庭帝國的認知；拜占庭帝國對中國的認知；兩地的宗教、物質文化交流以及在考古遺跡、歷史文獻中的體現。

首先，馮博士向大家介紹了拜占庭帝國相關的歷史背景，以及拜占庭與羅馬帝國之間的聯系及二者的不同。他指出“拜占庭”某種角度上講是一種誤稱，實際上它就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東西分裂后，東部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形成了東羅馬帝國。在語言文字方面，羅馬帝國的官方用語是拉丁語，古希臘語一直在文化水平較高的學者、貴族間流傳，至東羅馬帝國時期，希臘語正式成為官方用語，希臘文化成為國家主導文化；在宗教信仰方面，羅馬帝國早期奉行多神教，晚期開始流行基督宗教，在東羅馬帝國，基督宗教成為官方認同的國教，進一步取代之前的多神教；地理上，東羅馬帝國延續了羅馬帝國的地中海文明，西羅馬的首都是羅馬（今意大利首都羅馬），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將羅馬帝國的首都從羅馬遷到原為希臘古城的拜占庭，并將此城命名為“新羅馬”，但該城普遍被以建立者之名稱作君士坦丁堡，即今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之后拜占庭帝國通過皇帝查士丁尼一世（527-565年在位）的征服短暫恢復了地中海地區的統一。“拜占庭”的詞源及相關史料可見16世紀學者赫羅尼姆斯·沃爾夫（Hieronymus Wolf）的著作《拜占庭歷史文獻集成》（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 1577），基本完成了后世對東羅馬帝國的學術構建。

馮海城博士為觀眾講述拜占庭歷史

其次，馮博士通過收集、整理漢唐歷史文獻，探尋古代中國人對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的認知。“大秦”作為地理名稱出現在中國歷史文獻最早可追溯至東漢。《后漢書·西域傳》有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根據記載，東漢時甘英試圖前往大秦（即羅馬），經過安息（包括今西亞、中亞部分地區），止步于條支（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學者推測應該是受到了安息商人的有意誤導，導致甘英出行的路線偏移。當時東西方的絲綢貿易基本被安息商人壟斷，絲綢在羅馬帝國屬于貴族才能擔負得起的奢侈品，安息人顯然不愿意漢帝國打通與羅馬的絲綢商貿之路從而影響自身的高額利潤。這次出使雖未到達羅馬都城，但進一步加強了東漢政府對中亞、西亞以及羅馬帝國的了解。《后漢書》有記載：“大秦”為西方富國，“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象征了對羅馬的理想化想象。那“大秦”又是如何等同于“拂菻”的呢？隋代和唐代的文獻給出了答案，如“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隋書-卷八十三》）；“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余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 （《舊唐書》，198）；“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國。”（《新唐書》，221）。根據史書記載的地理描寫，頻頻出現的“拂菻”和“大秦”就是當時的東羅馬帝國，即通常所稱的拜占庭帝國。唐代史書（《舊唐書》、《新唐書》）稱拜占庭為“拂菻”，拂菻（Fúlǐn）的詞源演變主要有以下過程：

- pi?t (p?ut)-lim（中古漢語發音）

- lim（上古漢語擬音rem）源于 rōm（拉丁語“羅馬”）

- pi?t (p?ut) 源自伊朗語族諸語言：

• 中古波斯語（帕拉維語）hrwm

• 安息語（帕提亞語）frwm

• 粟特語 ßr’wm

• 大夏語（巴克特里亞語）φρomo

這些轉寫展示了“拂菻”作為古代中國對羅馬帝國（尤指東羅馬/拜占庭帝國）的稱呼，其語音形式源自拉丁語“Rōma”（羅馬），通過伊朗語族中介（粟特語、中古波斯語等）進行傳播。學界另一種看法，即替代假說，認為“拂菻”的中古漢語擬音：“pi?t-lim”源自敘利亞語“Bēth Romayē”（意為“羅馬人之地”）。該假說認為中文史籍中“拂菻”（指拜占庭帝國）的詞源并非直接來自拉丁語“Rōma”，而是通過敘利亞語轉譯的“Bēth Romayē”（羅馬人之家/羅馬之地，是古代近東對東羅馬帝國的常見稱呼）；中古漢語擬音標注，“pi?t”對應“拂”，“lim”對應“菻”。

唐代文獻不僅有“拂菻”地理位置的描述，還記錄了拂菻國派遣使臣來到唐帝國：“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之金帛，遂臣屬大食焉。乾封二年，遣使獻底也伽。大足元年，復遣使來朝。開元七年正月，其主遣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舊唐書》，198. ）；“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下詔答賚。大食稍強，遣大將軍摩拽伐之，拂菻約和，遂臣屬。乾封至大足，再朝獻。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獅子、羚羊。 ”（《新唐書》，221.）。史料中提及的“大食”指的是阿拉伯帝國。7世紀上半葉，拜占庭帝國與波斯爭戰不斷，雙方國力消耗慘重，“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相爭造成的結果是面對崛起于阿拉伯半島的新興伊斯蘭勢力暴風驟雨般的攻擊，兩個帝國均無有效反抗。薩珊波斯覆滅，拜占庭帝國則丟失了其在亞洲和北非的大部分領土。若以上唐史所記內容確鑿，則拜占庭使團前往唐廷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聯合唐帝國對抗阿拉伯帝國。

公元1世紀的絲綢之路地圖

那么與之相對應的，拜占庭的歷史文獻又是如何記錄這些歷史事件的呢？這正是馮博士提出的疑問和試圖探討的焦點，現存的拜占庭史料文獻中并沒有明確記載拜占庭帝國以官方的名義向唐派遣使團。東羅馬帝國歷史學家梅南竇（Menander Protector）的著作中提到一次拜占庭帝國向東遣使的事件：公元569年，在查士丁尼二世皇帝的（565-578年在位）授權下，由粟特人瑪尼亞赫倡議組織的澤馬爾庫斯使團，前往位于阿爾泰山與天山山脈之間的突厥汗國（552-603年）的木桿可汗（553-572年在位）王庭。他所搜集的早期拜占庭史料中提及中國的記載主要有：6世紀科斯馬斯·因迪科普萊茨（Cosmas Indicopleustes）的《基督教地形志》，在這部史書中，中國被稱為 Tzinsta（Τζιν?στα），源自粟特語 ?ynstan；7世紀塞奧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 Simocatta）在莫里斯皇帝（582-602年在位）統治期間編寫的八卷本《歷史》一書描述了6世紀末隋朝（581-618）對中國的統一，中國統治者的頭銜被記為 “Taisan（Ταισ?ν）”，注釋為“上帝之子”（即漢語“天子”），但卜弼德（Boodberg）認為，該詞更可能轉寫自中國帝王的尊號“太上”（Taìshàng）。 史料中，中國被稱為 “Taugast（Ταυγ?στ）”，源自 “Tabγa?”（即“拓跋”的胡語轉寫）。

馮博士和觀眾分享外文歷史文獻

如何理解兩地史料的不對應性？馮博士認為應該從宗教和物質文化交流處著手或許可以找到答案。凱撒利亞的普羅柯比（約500-565年）在《哥特戰爭》（第四卷第17章）中記載，查士丁尼一世曾派遣一些“印度僧侶”前往名為“塞林達”（意為中國印度之地）的地方帶回蠶種和桑樹種子，而“塞林達”很可能指的是塔里木盆地，甚至更準確地說是于闐王國（和闐）：

“大約在同一時期，幾位來自印度的僧侶抵達君士坦丁堡。他們向查士丁尼·奧古斯都皇帝進言，指出羅馬人無需再向波斯人購買絲綢，并向皇帝承諾——只要獲得支持——他們能提供生產絲綢的原料，使羅馬永遠不必為此類貿易向波斯或其他任何敵國低頭。僧侶們聲稱，他們曾長期居住在印度人稱為‘賽林達’（Serinda）的地區，并完全掌握了絲綢制造的技藝。當皇帝急切追問細節時，他們解釋道：絲綢的制造者其實是某種‘蟲子’，自然法則迫使這些生物持續吐絲；雖然活體運輸困難，但其繁衍卻極為便利——每一代產卵數量驚人，只需將卵置于糞肥中保溫，便可孵化出幼蟲。在皇帝豐厚承諾的激勵下，僧侶們重返印度取得蠶卵帶回拜占庭。通過他們傳授的方法，這些卵最終蛻變成以桑葉為食的蠶蟲。從此，羅馬帝國開啟了自主生產絲綢的歷史。”（普羅柯比《哥特戰爭》卷四第17章）。根據馮博士的推測，拜占庭帝國曾遣人前往唐代中國，但不是官方使團而是民間僧侶，目的也是為了引進絲綢生產的技術，打破波斯或阿拉伯帝國的壟斷，促成拜占庭本土絲綢業發展，而非遠交近攻的政治聯盟。

但是唐代史料中提及的“拂菻王波多力”又具體指誰呢？根據詞源和歷史語境的追溯，梅爾基特派（Melkite），源自敘利亞語，意為“國王”，即“皇帝的人”、“皇帝的追隨者”（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亦稱其為Rūm/???——“羅馬人”），是作為東方羅馬性的承載者。唐代文獻記載的“波多力”可能是對希臘語教會“宗主教”（Patriarch）或阿拉伯語指拜占庭教會“總督”（Batrīq）的音譯，因而，唐代史籍中的“拂菻使團”有可能是指梅爾基特派教會使團。

事實上，比起唐代史書上對于拂菻使團會見唐廷的寥寥數筆，大秦景教即基督宗教的東傳已有更明確的記錄，還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作為見證。景教于唐太宗時（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傳入中國，后于唐武宗滅佛運動時同襖教、摩尼教一起被減，唐代景教傳播情況不明，直到明天啟年間《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通過碑文史學家們對唐代景教有了初步認識。景教其實是基督宗教的一支，目前學界比較主流的看法是景教為5世紀被貶為異端的聶斯脫利派（Nestorius），源于敘利亞，經波斯傳到中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不僅見證了基督宗教在拜占庭帝國和唐帝國之間的傳播，還佐證了希臘文化對東方的影響，《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了兩個希臘名的僧侶“Yō?annīs”（約翰尼斯‌）對應漢名“惠通”；“Qōs?an?īnōs”（科斯唐提諾斯）對應漢名“居信”。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拓片

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還有其他考古遺跡和文獻也印證了這段絲綢之路上的中國與東羅馬帝國的交流。新疆吐魯番出土9世紀粟特文《詩篇》殘卷（含希臘文標題），體現敘利亞文《圣經》與希臘文《七十士譯本》的融合，佐證希臘—粟特—漢文化網絡的復雜性。敦煌莫高窟17窟藏9世紀“絲綢基督像”，融合佛教藝術與基督教符號，體現了多種宗教、各類藝術風格的東西方交融。

“絲綢基督像”敦煌莫高窟第17窟，現收藏于大英博物館

如上圖所示，耶穌基督畫像的頭部隱約可見十字架圖案，基督像的衣飾、手勢等卻酷似佛教文化的菩薩形象。盡管這種交流的文字記載有待進一步查證，但馮博士在一些佛教畫像上捕捉到了與拜占庭基督畫像的某種相似性。如：

《基督降至陰間》，馬其頓奧赫里德，14世紀

《地藏菩薩拯救地獄中的一人》，14世紀

兩幅畫像都作于14世紀，圖中的基督耶穌和地藏王菩薩都有一個俯身伸手，試圖拯救陰間地府受難者的動作。馮博士大膽推測，中國和拜占庭的藝術曾經通過絲綢之路互相影響。

在提問環節，考古部的馬麗亞博士提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她就景教東傳以及景教是否屬于聶斯脫利派的學術爭論提出了問題，馮海城博士回答，聶斯脫利派教義認為耶穌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分開的，而景教并沒有這種觀點，因而唐代流傳的大秦景教不能確定是聶斯脫利派，很有可能就是基督教。馬麗亞博士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中亞出土的嚈噠的錢幣和《舊唐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拂菻凱撒”、“拂林罽婆（jìsuō）”，此處拂菻是否應該與以上討論的區分？馮博士解釋道，這主要是因為羅馬帝國在亞歐大陸中部、西部的影響力很大，所以很多王國、部落都愿意自稱羅馬后代以證自己的正統性。之后，馮博士與現場觀眾就東西方交流方面的問題展開了討論，整場學術分享會反響熱烈。馮海城博士在研究中將歷史學、文獻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結合起來，這種多元化視角的研究方法和跨學科的學術思維對故宮博物院的各位研究者而言非常具有啟示意義。

主講人與參會部分觀眾的合影

通過此次講座，可知，以絲綢之路為聯結的中國與羅馬的互動體現了文化互鑒的多元性。“大秦”與“拂菻”的稱呼反映中國對拜占庭／東羅馬帝國認知的演變。通過雙方的文獻和考古遺跡可以看出，兩地交流形式多樣，涵蓋使節往來、宗教傳播、技術轉移與藝術融合，雖受地理與政治限制，但通過中間族群（粟特人、波斯人）實現了間接互動。中國與拜占庭帝國的交往不僅是東西方文明的對話，更是絲綢之路作為“全球網絡”的縮影，凸顯了古代歐亞大陸的文化流動性。

明清史研究所以故宮博物院為依托，以明清歷史研究為基礎，現今拓展至宮藏文物研究、中外交流研究、民族語言文字研究等領域，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歷史唯物主義，探索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全面搜集海內外多語種的科研成果與學術資訊，搭建研究與交流平臺，助力“學術故宮”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