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7日，故宮研究院古文獻研究所王素所長運籌策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劉安志院長擔綱投標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項目，成功入選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公布的2017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立項名單，批準號為17ZDBA183。該項目下設五個子課題，分別由新疆博物館、吐魯番博物館、故宮古文獻研究所、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承擔。古文獻研究所承擔的子課題名為“吐魯番出土高昌國文書再整理與研究”，王素所長為該子課題負責人。這是古文獻研究所繼2012年“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和2014年“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整理與研究”之后，又一次斬獲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同時也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第三次落戶故宮博物院。

　　本項目主要是對唐長孺先生主編的《吐魯番出土文書》一書進行再整理與研究。二十世紀初以來，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公元四至十四世紀的紙質文書，內容極為豐富，是研究絲綢之路和中國中古史的珍貴出土文獻資料。1975年，在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唐長孺先生的主持下，成立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對其中1959至1975年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中古墓葬出土的近萬片文書殘紙進行整理，綴合約1800件較為完整的晉唐官私文書。1981年至1996年，陸續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余年的古冢遺文得以公諸天下。此書被譽為出土文獻整理研究領域標志性成果，不僅獲獎無數，還據此創建了“吐魯番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中古史及敦煌吐魯番學的發展，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時隔二十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新材料的出土以及學術研究的不斷深入，《吐魯番出土文書》存在的不足和問題逐漸凸顯，包括文書黑白圖版清晰度不夠，與由此帶來的重要信息如正背朱書、鈐印、押署難以識別，以及釋文與標點不夠精準等，嚴重影響了吐魯番文書的使用，限制了學術研究的進步和發展。因此，利用先進技術手段、新出文獻材料和學術研究新成果，對《吐魯番出土文書》進行再整理與研究迫在眉睫。

　　王素所長是唐長孺先生的受業弟子，也是《吐魯番出土文書》原整理組重要成員，曾參加本書釋文本10冊的整理，實際主持本書圖文本4卷的編輯，因此，對本書進行再整理與研究，不僅是學術界的普遍呼聲，也是王素所長的一大心愿。大約十年前，王素所長就萌生對本書進行再整理與研究的念頭。五年前，王素所長成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中國出土墓志整理與研究”的首席專家，按照規定，該項目沒有結項，便不能申報其他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為此，王素所長就將目光投向了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的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是唐長孺先生親手創辦的中國中古史研究的重鎮。該所的學術團隊，一直就是中國吐魯番文書整理與研究的中堅力量。于是，王素所長就與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聯系，并達成相關意向。而恰恰就在國家社科基金征集重大項目選題的2016年12月，該所唐門再傳弟子劉安志教授履新歷史學院院長，雙方便決定由劉安志教授擔綱推薦選題和申報項目的任務，并重新集合《吐魯番出土文書》原整理組成員，整合相關力量，從事“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的工作。

　　2017年8月和10月，王素所長先后兩次率古文獻研究所文秘呂冠軍，赴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會同劉安志教授，黃樓、呂博副教授，李永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北京師范大學張榮強教授，吐魯番博物館李亞棟館員等，商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投標文本如何撰寫事宜，以及相關人員如何分工和相關工作如何推進等問題。同時，王素所長還指導文秘呂冠軍撰寫“吐魯番出土高昌國文書再整理與研究”子課題投標文本。子課題投標文本完成后，將紙質版交故宮博物院科研處蓋章，寄送劉安志教授。劉安志教授匯集各子課題投標文本，做成項目投標書，正式提交給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