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張慈禧皇太后年輕時的彩色照片在朋友圈中廣為傳播，隨之更有一段頗為曲折的流傳故事，把這張照片與故宮博物院聯系在了一起。大意是說：1980年，一位陳姓收藏者在家中發現了一張其祖先在一百年前獲贈于一位法國人的慈禧皇太后年輕時的彩色照片，經某位“專家”牽線，這“僅此一份”的照片被捐贈給了故宮博物院。

圖1  近傳“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

　　照片上的慈禧皇太后大約四十歲樣貌，衣著華麗，表情端莊，這與流傳故事中說這張照片拍攝于19世紀80年代相吻合。更重要的是，不同于同時期的手工上色照片，這竟然還是一張“貨真價實”的彩色照片。于是，朋友圈里發出了一波“慈禧皇太后年輕時有多美”的討論。不過，當我們在故宮博物院四萬余張老照片收藏中（紙質相片18000余張，玻璃底片25000余張），去檢索舊藏慈禧皇太后照片的時候，并沒有發現這張彩色照片的蹤跡，我們甚至得不到一張屬于慈禧皇太后的非手工上色彩色照片，而且無一例外都是她的老年樣貌。所以我們確認，這張所謂的“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不屬于故宮博物院。

　　既然不屬于故宮，那么這張照片會是流傳在宮外的慈禧皇太后年輕時的“真容”嗎？翻開近代攝影史，不難發現，這張美麗照片背后的故事，其實是杜撰的。尤其是當我們把“19世紀80年代”“彩色照片”“慈禧皇太后”這三個標簽粘貼在一起的時候。

一  攝影史的證偽

　　1839年8月19日，法國科學院向全世界公開了由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 Daguerre1789-1851）改進的銀版攝影法，從這一天開始，人類進入了攝影時代。隨后，攝影技術不斷發展，曝光時間越來越短，拍攝操作越來越簡單。不過當時人們看到的照片，還都是黑白兩色或者類似于單一專色的樣子。直到1868年，法國人迪奧隆（Louis Ducos Du Hauron 1837-1920）才將三色攝影法注冊專利，彩色攝影術由此誕生。不過，三色攝影法相機結構復雜，生產不多，以19世紀80年代的普及程度不太可能進入中國，此其一。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根據不平等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游歷，一些人便攜帶著照相設備深入到中國內地。這群人中既有外交官，也有商業攝影師。他們當中的佼佼者，如比托（Felice Beato 1832-1909）、湯姆遜（John Thomson 1837-1921）、查爾德（Thomas Child 1841-1898）、德貞（John Dudgeon 1837-1901）、謝滿祿（Comte De Smalle 1849-1936）等人，均曾在北京拍攝過大量反映皇家宮殿、寺廟和園林的照片，有些人甚至還拍攝過一批朝廷大員的肖像，但是無一例外，他們都沒能夠進入紫禁城。遍查19世紀60-90年代史料，我們無法找到任何一位曾經進入過紫禁城或者在其他皇家空間里為慈禧、慈安兩宮皇太后或同治、光緒皇帝拍照的確切記錄。此其二。

　　所以，所謂的19世紀80年代“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與各種已知歷史條件不能綴合，可以認定為偽造照片。

圖2  紫禁城歷史上第一張單體建筑照片——午門，比托攝于1860年10月25-11月9日。期間，比托并沒有獲得進入紫禁城的許可。

二  與現存照片對比

　　雖然沒有在院藏老照片中找到這張所謂的“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但是有一張與后者相似度極高的照片進入了我們的視線。通過照片上“光緒癸卯年”的落款，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被鎖定在1903年（下稱“光緒癸卯年照片”），這是同時期慈禧皇太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張，關于這批照片的來歷下文會有說明，我們在此僅做對比。

　　通過對比，“光緒癸卯年照片”上的慈禧皇太后，其衣著、發飾、耳飾與頭部角度同“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完全一致，其身后屏風上的細節除右耳旁少了兩條松枝外，其余亦完全一致。由此我們不難發現，所謂的“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是有人在故宮博物院藏慈禧皇太后一張“光緒癸卯年照片”的基礎上，通過技術手段后期加工并上色的產物，并不是什么流傳百年的彩色照片實物。至于加工后變得年輕了的慈禧皇太后是否符合她當年的樣貌，就不得而知了。

 圖3  慈禧皇太后“光緒癸卯年照片”之一，1903年

三  清宮人物與攝影術

　　有據可查的最早清宮人物照片，拍攝于1844年10月24日，這一時間上距攝影術的發明僅僅過了5年。有幸成為第一位被相機拍下的清宮人物名叫耆英，此人為愛新覺羅宗室，時任兩廣總督的他因為代表清政府與法國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黃埔條約》而被埃迪爾（Jules Itier 1802-1877）拍攝于一艘停泊在廣州洋面的軍艦上，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的中國人照片之一。

　　宮廷人物攝影的濫觴，雖然伴著一段屈辱的歷史，但這畢竟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中國宗室形象，要知道，此時的慈禧皇太后還是一位9歲的小姑娘。 

  圖4  《黃埔條約》簽字現場，右二為耆英，1844年10月24日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進占北京，劫掠并焚毀了以圓明園為代表的三山五園，北逃熱河的咸豐帝留下恭親王奕與洋人議和。期間，隨軍攝影師意大利人比托（Felice Beato 1832-1909）拍攝了這位皇弟的兩張照片。此前，恭親王的岳丈大學士桂良在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時曾兩度留下照片。此二人照片均保存至今，這當是清代宮廷與攝影術的再次邂逅。

圖5  比托拍攝的恭親王半身像，1860年11月2日

　　1863年，醇郡王奕譞在南苑軍營留下了人生第一張照片。照片中，24歲的奕譞軍容齊整，氣宇軒昂，照片的卡紙上還裱有本人題寫的七律一首。這張照片保存在故宮博物院，是故宮收藏歷史照片中的最早一張。此后，奕譞便與攝影結緣，二十余年間拍攝了大量照片，均完好地保存在故宮博物院中。這些照片中的奕譞或端坐，或騎馬，或攜子，或執扇，有時帶上家人拍一張家庭群像，有時把先帝的賞賜拿來炫耀，甚至他圈養的梅花鹿也被引來一同拍照……相較于當時國人對攝影知識的缺失和誤解，奕譞確實走在了時代的前列。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一個事實，那就是這些照片大多拍攝于其子載湉繼承帝位以后，那些超然物外的神態和場景當與奕譞與世無爭、自絕于最高權力之外的處世之道有著莫大的聯系。

圖6  醇郡王奕譞照，1863年

 圖7  醇親王奕譞照，19世紀80年代

　　明乎此，這一時期的清宮人物照片，僅限于同洋人打過交道的少數宗室王公，因為攝影師的身影并沒有出現在紫禁城中，所以年輕時慈禧皇太后的“真容”也就沒有留下的可能。不過，此時的慈禧皇太后雖然尚未被拍照，那么她是否就對攝影術一無所知呢？答案是否定的。此處試舉一例。

　　1885年10月，洋務運動的一大成果——海軍衙門成立。當年10月，購自德國的定遠、鎮遠兩鐵甲艦和濟遠穹甲艦駛回中國，正式成軍前的北洋水師已經頗具規模。1886年5月，醇親王奕譞在李鴻章的陪同下，巡閱北洋，5月20日這天，北洋方面接到總理衙門來電：

　　此次醇親王閱看旅順、煙臺、天津水陸各操防務及三處地形、炮臺、船只式樣，均用洋法照圖進呈……

　　電文中明確提及的“洋法照圖”，即指攝影術，“進呈”給誰？自然是慈禧皇太后，因為當時的光緒皇帝尚未親政，慈安皇太后已于光緒七年（1881年）病死，聽政的只有慈禧皇太后。此外，故宮博物院現存反映同一歷史事件的《王大臣官弁親兵照相》冊，開列了醇親王巡閱北洋期間經理其事的全部人員照片，即“在事文武，上至提鎮道府，下訖護衛隊長，人各照一相”。以這套相冊的裝幀和每位人物記注的姓名職官來看，此相冊同樣是進呈給皇太后御覽無疑。所以，至遲1886年，慈禧對攝影術已經有所接觸并有了初步了解。

圖8  《王大臣官弁親兵照相》冊中的丁汝昌照片，1886年

四  故宮博物院藏慈禧皇太后照片

　　攝影術大張旗鼓地走進皇宮，是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這一年，清政府駐法國公使裕庚任滿回國，慈禧皇太后讓裕庚的女兒德齡、容齡隨侍身邊，并命其子勛齡為自己拍照。據秦浩先生后來采訪勛齡得知，其為慈禧皇太后拍照，也是頗費了一番周折。個中原因是勛齡不敢貿然為慈禧攝影，后來還是在容齡的建議下，先由勛齡給兩個妹妹拍照，然后將照片拿給皇太后“鑒閱”，后者頗為滿意，以至于特命患有高度近視的勛齡可以戴著眼鏡完成拍攝，并傳懿旨免去他可能出現的因為拍照不佳而招致的責罰。有意思的是，就像秦浩采訪勛齡所言，可能真是出于疏忽，亦或沒有把握好時機，我們在故宮收藏的一張照片中，竟然發現了閉著眼睛的皇太后照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慈禧緊閉的眼皮上，竟然被人生硬地畫上了瞳孔，畫面十分違和。這張照片得以保存在故宮，說明一定是經過皇太后御覽的，勛齡沒有因此受到責罰，不是因為老太后視力不佳就是前面那條免責懿旨在起作用。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勛齡勤勉地為這位68歲的皇太后拍攝了至少15個場景不少于62張照片，并一連沖洗了700余張（清宮《圣容賬》登錄786張）。可考證的拍攝地點大多在西苑和頤和園，前述“光緒癸卯年照片”就是其中一張。這些照片形式上大致分為人工布景照和室外風景照兩種。每一組場景雖然看似大同小異，但其服飾、裝飾和陳設卻不盡相同。就服飾而言，皇太后的衣著有團壽字、纏枝蓮、蝶花、壽蝶等不同的紋飾；就裝飾而言，有兩把頭、耳飾、項飾、護指、佛珠、東珠等；就姿態而言，有全身、半身、坐式、執扇、對鏡簪花和扮觀音等。這些照片除了慈禧自己欣賞，也會贈送給外國人。這位在1900年還不惜與列強一戰的皇太后，如今卻極力邀請公使夫人們到她的夏宮頤和園來與她會面，有時還要合影留念，并將照片一一賞賜，儼然一副“和平祖母”的姿態。例如，1903年重陽節，慈禧皇太后在頤和園樂壽堂接見了美國駐中國公使埃德溫·赫德·康格的夫人。一時間，這位東方皇太后的形象頻繁地出現在歐美國家的書籍刊物上。看來，應當是“照片外交”在起作用。

圖9  慈禧皇太后接見外國公使夫人，1903年

1.統計數字

　　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如果把照片中一個眼神和細微動作的不同也算作新一張照片的話，那么慈禧皇太后至少留下了62張以上的照片。其中有至少31張寶座屏風場景照片，5張竹林扮觀音場景照片，6張乘船場景照片，3張竹林眾人簇擁場景照片，至少17張室外場景照片。據光緒二十九年七月立《宮中檔簿·圣容賬》統計，慈禧皇太后的各種照片曾經洗印了高達786張。其中一張叫做“梳頭穿凈面衣服拿團扇圣容”的照片，被洗印了103張之多，足見對其的喜愛程度。

圖10  各式“光緒癸卯年照片”，1903年

圖11  各式竹林扮觀音場景照片，1903年

圖12  各式室外場景照片，1903年

2.不茍言笑

　　現存慈禧皇太后照片中，她的表情絕大部分都嚴肅、莊重，少有笑容。筆者僅在兩張拍攝于頤和園仁壽殿前的照片以及一張從前門甕城上俯拍的照片中，見到了這位皇太后難得的笑臉。

圖13 露出笑容的慈禧皇太后

3.涂畫修飾

　　在一張竹林場景照片中，慈禧皇太后被光緒皇后、瑾妃、德齡、容齡、裕庚夫人路易莎·皮爾森簇擁著，可能是皇太后揚起右手的一瞬間眨了下眼睛，不巧此時剛好被勛齡的相機拍下，于是，一張破天荒的慈禧閉眼照誕生了。仔細觀察照片，老太后緊閉的眼皮上被畫上了毫無神態的瞳孔。一如前述，勛齡將此照上呈皇太后，如果沒有受到責罰，只能說明老太后眼神不好，或者是曾許諾勛齡的免責懿旨在起作用。

　　無獨有偶，我們在清末攝政王的臉上也發現了涂畫修飾的痕跡。攝政王載灃的下眼瞼和鼻溝處被人涂抹了色線，這樣顯得五官更突出，更有輪廓感。

圖14 慈禧皇太后閉眼照，1903年

圖15 攝政王載灃臉上的涂飾，20世紀初

4.修片美顏

　　在幾張場景相同、著裝相同的照片上，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后期修片而造成的皇太后面部不同效果的情況。這種修片在同時期的人物肖像照中較為常見，主要方法有涂白、去褶皺、調高光等，當是一百多年前的“美顏”手段。

圖16 慈禧皇太后照片中的前后“美顏”對比，1903年

5.健康狀況

　　在眾多的私家筆記和文學創作中，慈禧皇太后多以注重養生、保養周全的形象出現，在《宮女談往錄》里，更是有她常喝人乳的記載。那么真實的情況怎么樣呢？我們將多張照片放大后發現，1903年，時年68歲的皇太后患有嚴重的甲狀腺疾病，并且已經到了衣領無法遮掩甲狀腺腫的地步。

　　再看她過于僵硬的面部表情，隱現了面部痙攣的癥狀。據清宮醫案記載，慈禧皇太后自光緒二十八年四月起，便“目皮掣動，筋脈不爽”“頰間跳動”，從其松弛的面部肌肉和較為褶皺的眼部皮膚來看，基本上可以印證清宮醫案的記載。

　　我們再看幾張她的手部特寫，慈禧皇太后手型短粗，手背和手指皺紋較多，指甲顏色深淺不一，這并不是健康的手部狀態，照片細節盡顯皇太后的龍鐘老態。

圖17 慈禧皇太后照片中表現出的甲狀腺腫，1903年

圖18 慈禧皇太后照片中表現出的盡顯老態的雙手，1903年

　　綜上所述，近傳“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并不是故宮博物院收藏；近代攝影史與清宮人物同攝影術的交集表明，19世紀80年代慈禧皇太后不可能留下彩色照片；“慈禧皇太后彩色照片”為在故宮博物院藏“光緒癸卯年照片”的基礎上加工、上色而成。

　　青春倩影未曾留，只因歲月太匆匆。雖然我們無緣看到慈禧年輕時的容貌，不過這位主宰中國最高權力48年之久的皇太后，其所留下的大量照片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故宮博物院，這些珍貴影像在傳遞這位皇太后真實的歷史容貌的同時，亦將大量細節清晰地寫照，有待我們的進一步整理與發現。

　　最后，老照片作為故宮博物院的一個重要的文物收藏門類，故宮人從未中斷過對它們的整理與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故宮博物院通過出版專著、畫冊、各類明信片以及舉辦展覽的方式，不斷向社會公開院藏老照片。影響力比較大的有1990年《故宮舊藏人物照片集》、1994年《帝京舊影》《故宮珍藏人物照片薈萃》、2011年《最后的皇朝》、2014年《故宮藏影》、2015年“光影百年特展”并《光影百年展覽圖錄》等。可以說，故宮博物院是掀起社會上一波又一波老照片熱潮的“策源地”。每一次院藏歷史照片的公開披露，都會引起學術和公眾領域不同程度的反響。

（本文的寫作，得到了故宮博物院任萬平副院長的指正與幫助，文后謹致謝忱。）

參考文獻：
《清德宗實錄》
《光緒朝起居注》
《深宮軼事》
《攝影史話》
《光影百年》
《宮女談往錄》
《中國攝影史》
《清宮醫案集成》
《卻將談笑洗蒼涼》
《故宮藏影：西洋鏡里的宮廷人物》

本文作者：故宮出版社宮廷歷史編輯室 王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