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浙江南部的龍泉市在宋元時期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生產地，龍泉青瓷從甌江運到溫州，轉運寧波、泉州、廣州，出口到歐洲、東南亞、西亞、非洲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時有“甌江兩岸，瓷窯林立，煙火相望，江中運瓷船只往來如織”的繁榮景象的記載。11月1日至3日，在龍泉市博物館吳明俊館長的陪同下，我們先后考察了大窯龍泉窯遺址區的大窯、垟岔頭、金村和溪口四個片區以及寶溪鄉古龍窯址等地。
 

 
　　大窯龍泉窯遺址是龍泉窯青瓷的核心產區，目前共發現有126處窯址。大窯龍泉窯始于五代，南宋至明早期達到鼎盛時期，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制瓷中心，以哥弟窯著稱，哥窯被譽為宋代五大名窯之一。 楓洞巖窯址位于小梅鎮大窯村北部的峽谷中，目前發掘面積1700余平方米，清理出窯爐、作坊、房屋等系列窯業遺址，出土器物有一批宋元明時期制作工整、紋飾精細、釉質溫潤如玉的龍泉青瓷，以大墩碗、大盤、梅瓶、執壺等為特色，特別是發現了明洪武、永樂時期的五爪龍紋侈口盤等官器，表明了楓洞巖窯場為明初奉旨燒造“供用器皿”處州窯場之一。在考察過程中，徐海峰從考古學角度講解了楓洞巖窯址的窯業生產布局、功能區劃分、龍窯結構、不同時期龍窯堆積疊壓情況等，對這處經科學考古發掘的窯址有了直觀和清晰的認識。

　　在考察大窯遺址途中，我們還參觀了“中國陶瓷考古之父”——陳萬里先生舊居，緬懷了先生的奮斗事跡。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陳萬里先生在交通極為不便的情況下，不辭勞苦“八上龍泉，七下紹興”，發現了龍泉青瓷和越窯遺址，在大窯村完成了中國第一部田野考察報告《瓷器與浙江》，這部書確定了浙江瓷器的地位，尤其確定了龍泉窯的地位，引起世界關注。陳萬里先生還是故宮博物院的前輩，是故宮陶瓷考古的先驅之一。1949年11月起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陶瓷研究部主任，主動將歷年收集來的55件青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榮登故宮景仁榜。

　　金村碼頭遺址，目前發掘面積達500平方米，分為五級，從南向北依次增高，在第五階以北，有碼頭工作面等遺跡。金村碼頭是甌江上游龍泉溪重要碼頭之一，是大窯-金村一帶龍泉窯產品外運渠道的重要一環，是“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內陸的重要節點。

　　寶溪鄉是近現代龍泉青瓷的發源地，龍泉青瓷在明中期以后逐漸衰落，在沒落之際，寶溪鄉溪頭村工匠以頑強的生命力延續著青瓷的燒制工藝，誕生了李、張、陳、龔四大青瓷世家，培養了一大批青瓷藝人，為龍泉青瓷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考察最后，我們與龍泉博物館業務人員進行了座談，有關專業人員詳細介紹了龍泉窯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雙方就下一步工作的方向、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工作的思路和角度進行了充分溝通和交流。徐海峰表示將依托故宮博物院的學術資源優勢，在中國古代手工業考古的框架下，從解決龍泉官窯問題入手，以學術課題為引領進一步推動龍泉窯的研究。多麗梅就其在俄羅斯境內考古挖掘的龍泉青瓷與龍泉窯瓷器生產端產品對比，同時，通過觀察其它國家對龍泉青瓷的渴求和仿燒現象，說明其本質上是文化和技術交流，龍泉青瓷也因此具有世界性；張劍虹從法制史和社會史的視角談及窯工及其他人員的構成、身份和管理等；趙瑾從龍泉窯瓷器資料整理、瓷器修復等；蘇天敏從龍泉窯址群區域系統調查等方面與對方進行了充分交流。

　　11月3日—4日，在溫州博物館梁巖華館長的陪同下參觀了溫州博物館，并考察了位于永嘉縣的甌窯窯址。

　　我們重點觀摩了溫州博物館館藏的唐代至明代甌窯、龍泉窯標本，第一次了解了甌窯的創燒、產品特點、流布及與龍泉窯的關系。我院文保科技部的紀東歌、李亞琛就永嘉縣出土的玻璃碗修復方案與該館專業人員進行了溝通。這件碗出土于有明確紀年的墓中，具有年代標尺的意義，對于其的修復、保護、檢測等是研究的基礎和前提，是一件重要的文物。
 

 

　　我們還考察了正在發掘的永嘉縣南岙村馬鞍山窯址，該窯是元代所建，發現了龍窯及作坊遺跡，出土了數量可觀的陶瓷制品，是溫州市為數不多的重要的龍泉窯址。
 
 
　　在永嘉縣文化館觀摩了館藏及紀年墓中出土的東晉、唐代隨葬品，其中一件琉璃簪，與多麗梅在俄羅斯金帳汗國博物館發現的同類器極其相似，溫州博物館對此非常感興趣，引發了我們對中外文化交流的思考。

 

　　經過為期6天的考察，加深了對龍泉青瓷的認識和理解，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在12-15世紀新航路開辟前，世界范圍內龍泉青瓷的廣泛流布的表象背后，對各國、各地區陶瓷器生產技術的影響。

　　本次考察是明清史所與考古所專業人員第一次就共同關注、有一定交叉的學術研究專題進行實地踏查和交流，加深了對各自研究領域的理解，能夠將田野考古發現、文獻檔案和國外文物資料有效結合，拓展了研究思路和視野。通過此次實踐，我們一致認為要樹立學術故宮的整體思維，促進學術資源共享，加強對話，互相借鑒，充實研究所的學術活動，營造和諧共融的良好學術氛圍，以提升和繁榮故宮學術。

　　故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