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學術講座”第一講海報

2025年7月22日下午，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宮廷文化研究所與數字與信息部承辦的“宮廷文化研究所系列學術講座”第一講，在故宮博物院數字化應用研究所報告廳舉行。本次講座特邀清華大學仲偉民教授，以“茶葉貿易中的中國與世界”為題作專題演講。講座由故宮博物院宮廷歷史部主任、研究館員嚴勇主持，來自故宮學研究院、宮廷歷史部、數字信息部等部門以及北京部分高校、研究院的師生現場聆聽了講座。

主講人：仲偉民教授

主講人仲偉民，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國際儒學》主編，兼任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經濟史學會常務理事。1988年至2005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歷任《中國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編輯、副編審、編審，《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常務副主編。2005年，轉任清華大學至今。研究方向為社會經濟史、全球史和史學理論。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明清華北核心區生態環境變遷與經濟發展研究”，著有《茶葉與鴉片：十九世紀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國》《直面人文學術危機》《近代前夜的王朝》《宋神宗》等，在《中國社會科學》《中國經濟史研究》等期刊發表論文多篇。

主持人：嚴勇主任

仲偉民教授從茶葉的歷史脈絡、全球影響及與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關聯切入，揭示了“一片樹葉”如何影響世界歷史進程與文明格局。

一、茶葉貿易：觀察中國與世界的絕佳視角

仲偉民教授開篇即指出，茶葉的歷史既是中國史的傳奇，更是全球化的縮影。他將中國茶史劃分為三個關鍵階段，清晰展現了茶葉從區域飲品到全球商品的演進軌跡。

唐以前為第一階段，茶葉從食用、藥用逐漸過渡到飲用。《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印證了茶葉早期的藥用價值；漢代王褒《僮約》中“武陽買荼”的記載，則說明飲茶在當時已較為普遍，且形成了初步的貿易行為。

唐宋元為第二階段，是中國茶業與茶文化的興盛期。陸羽著《茶經》奠定茶學基礎，茶稅成為國家財政重要來源，“茶興于唐、盛于唐”成為學界共識。宋代時，茶深入民間日常生活，“寧可一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成為社會寫照，上層社會盛行的“點茶”“斗茶”更推動了茶文化的雅致化，宋徽宗趙佶所著《大觀茶論》便是這一時期的重要著作。這一階段，茶葉飲用方式也經歷了從煮茶到泡茶（散茶）為主的演變，宋代的點茶尤其引入矚目。

16-17世紀中西交通開啟后，茶史進入第三階段——走向世界。大航海時代成為關鍵轉折點，此前茶葉主要在東亞、西亞、東南亞傳播；此后，隨著歐洲人的大航海及全球殖民，茶葉走出亞洲，并成為與咖啡、可可并列的世界三大飲品。

關于茶葉傳入歐洲的路徑，仲偉民教授梳理了學界爭議：有觀點認為是馬可·波羅將茶葉信息帶回歐洲，但因《馬可·波羅行紀》未提及茶葉、筷子等中國標志性元素，其真實性存疑。目前史料更支持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葡萄牙（1553年占據澳門）與荷蘭（1600年到達日本）為最早將茶葉引入歐洲的國家。茶葉最初在歐洲宮廷及上層社會流行，與瓷器、絲綢、中國園林等“中國風”席卷歐洲同步，成為當時歐洲人眼中神秘東方文明的象征。

仲偉民教授強調，19世紀中國通過茶葉貿易被深度卷入全球體系，茶葉成為撬動18-19世紀經濟全球化的關鍵因素，茶史研究因此成為理解這一時期世界歷史的一把“金鑰匙”。

物的流動與全球史叢書

二、茶葉之力：塑造歐洲文明與英國現代化的隱形推手

仲偉民教授聚焦茶葉對歐洲，尤其是英國現代化進程的深遠影響，指出大航海打破了地域封閉性，推動了茶葉、咖啡、可可等物的全球流動，其中茶葉對歐洲的影響遠超其他飲品。

首先，茶葉貿易是英國的重要經濟命脈。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數據印證了茶葉貿易的重要性：1760-1833年間，茶葉貿易貢獻了該公司90%以上的利潤，部分年份甚至達100%。對英國政府而言，茶葉貿易同樣非常重要，是財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如1842-1860年年間茶葉稅收平均占國庫總收入的8.68%。

其次，茶葉貿易對英國社會的影響深遠。英國學者艾倫·麥克法蘭在《綠色黃金：茶葉帝國》中提出“沒有茶，英國就不可能有大英帝國和工業化”，這一觀點雖具爭議，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茶葉對英國社會發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比如，飲茶降低了傳染病與腸道疾病發病率，使英國人從黑死病陰影中走出；熱茶飲（尤其是加糖熱茶）取代酒精飲料，提升了勞動力的精力與紀律性，使其更好適應機械化流水線作業。

再次，飲茶影響了英國的民族性格與社會結構。此前英國人主要飲用杜松子酒、啤酒等酒精飲料，形成好斗粗魯的性格；飲茶習慣普及后，社會風氣趨向溫和，“紳士風度”逐漸形成。而下午茶文化不僅成為近代文明的標志，更提升了英國的婦女地位——下午茶讓女性變成社交核心，成為中產階級女性擺脫孤獨、展現自我的重要場合。茶葉被歐洲人視為“文明”的重要元素，成為消費主義合法化的積極力量。

三、茶史研究：解碼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鑰匙

仲偉民教授還以茶史為切口，在中西比較視野下，剖析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轉型困境。

政策收縮與沖突隱患：清朝外貿政策從康熙開海（1684年）到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1757年）。1759年“洪仁輝事件”后頒布《防范外夷規條》，形成封閉的“十三行壟斷”體制。該體制雖能為清皇室斂財，粵海關成為為內務府“錢袋子”，卻也埋下中外沖突的禍根。

三角貿易與鴉片困局：英國為突破貿易限制以及平衡對華貿易逆差，構建了“英-印-中”三角貿易。當印度原棉在華市場萎縮，利潤極高的鴉片成為替代品，如1854-1858年間印度對華鴉片貿易可彌補英國對華貿易89%的逆差。罪惡的鴉片貿易以及英國對中國茶葉不可遏止的需求，最終引爆了1840年中英沖突。因立場不同，中國稱之為“鴉片戰爭”，西方多稱之為“茶葉戰爭”。

興衰對比與國家命運：五口通商后，中國茶葉出口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1875年占出口總值的53%），旋即因印度、錫蘭的茶葉競爭而急劇衰落（20世紀初降至10%以下）。仲教授指出，國際茶葉需求持續增長，中國所占貿易份額卻急劇下滑，直接反映了國家競爭力的衰退；而同期國內鴉片泛濫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國民民眾體質極度虛弱，也與英國因茶而興形成鮮明對照。“茶葉伴隨英國工業革命走向強盛，鴉片則與19世紀中國的苦難相伴”，仲教授總結道：“這一差異正是兩國近代發展道路分野的縮影。”

講座現場

整場講座仲偉民教授以茶葉為線索，串聯起全球貿易、帝國興衰與社會變遷，揭示了“日常飲品”背后的宏大歷史敘事。正如仲偉民教授所言，理解茶葉的全球史，便是理解近代世界與中國命運的關鍵所在。本次講座深化了聽眾對茶葉全球史的認識，也為深刻理解中國在近代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提供了獨特的歷史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