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宮文物南遷是故宮博物院的一段崢嶸歲月，也是中華民族的一段抗爭歷史。抗日戰爭時期，故宮文物自華北、東南而輾轉于西南諸省，歷時十余載，行程數萬里，從守護森嚴的皇家宮殿移往華洋共處的租界洋房，從鋼筋鐵骨的保存庫移入軍民共守的山間洞穴和鄉野祠堂。其間，故宮文物并未就此塵封，而是擇選精華，遠赴英國倫敦、蘇聯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展覽，使西方人士得見中國藝術之偉美，引起各國民眾對中國抗戰之同情。歷經戰爭的烽火硝煙，故宮文物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創造了人類保護文化遺產的偉大奇跡。故宮文物南遷譜寫了一曲文化抗戰的壯歌，鐫刻著幾代故宮人悲愴而富有溫情的文化擔當和家國情懷，承載著深刻而意味雋永的國家命運和民族記憶。

文物播遷經過路線圖（故宮博物院藏，1950年代繪制）

　　故宮學人一直保持著治史的傳統，凡機構發展的重要階段必有回顧總結，凡重大歷史事件皆有記敘評述。1949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先生指示,“文物南遷及抗戰西遷始末，應及早匯集資料，從事編輯”。1950年，歐陽道達先生以院藏檔案公文為基礎，完成《故宮文物避寇記》初稿，簡潔、凝練而準確地記述了故宮文物南遷的遷徙路線、運輸經過以及保管情況。1953年，隨文物遷臺的那志良先生在《傳記文學》發表《石鼓的遷徙》，引起海內外人士的普遍關注。此后，兩岸故宮博物院對早期歷史的記敘論述日漸增多。《故宮博物院歷程》和《故宮跨世紀大事錄要》分別采用斷代史和編年體的體例，對故宮博物院的開院、南遷、遷臺等發展脈絡和史實細節展開梳理總結。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故宮博物院全面深入地推動故宮文物南遷的史跡調研與學術研究。2010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鄭欣淼先生牽頭組織“溫故知新：兩岸故宮重走文物南遷路”活動，籌劃舉辦“故宮文物南遷史料展”，并撰文發表《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2017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先生向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提出《關于保護故宮文物南遷史跡的提案》，并組織成立故宮文物南遷研究所。2019年，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先生支持啟動《故宮文物南遷》紀錄片，明確要求“保護挖掘遺產價值，弘揚傳承典守精神，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近年來，在故宮博物院的領導和支持下，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研和學術研究不斷取得進展。第一，實施“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研”項目，陸續完成故宮文物西遷南路沿線貴陽、安順、巴縣，中路沿線重慶、宜賓、樂山，以及北路沿線南京、徐州、寶雞、漢中、成都、峨眉等地的實地考察，掌握故宮南遷文物存放地的保存現狀；與各地檔案館、方志辦及文物局所進行交流，了解故宮文物南遷檔案圖片的存藏情況。第二，派遣研究人員赴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訪學，全面收集整理“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檔案史料。第三，組織“場所精神：故宮文物南遷遺址保護與活化的實踐之道”學術研討會，召集“國家記憶：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研”成果交流會，深入挖掘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記憶和場所精神，切實探討故宮文物南遷史跡保護利用的最佳途徑，交換故宮文物南遷史跡保護研究的合作設想。

　　在迎接紫禁城建成600周年和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之際，“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成功立項，意義重大，內涵豐富。本項目旨在以“史料整理為基礎、史實建構為核心、史跡保護為目標”，形成立體的、綜合的、具有全局感和縱深感的歷史研究成果，在總課題“故宮文物南遷史料整理與史跡保護研究”的框架內，分設“故宮文物南遷檔案收集與編纂”、“故宮文物南遷文獻收集與編纂”、“故宮文物南遷史跡保護與活化”、“故宮文物南遷記憶再現與重構”四個子課題。本項目依托故宮博物院學術資源和科研平臺優勢，全面整合國內外的學術研究力量，系統挖掘故宮文物南遷的檔案文獻，科學調研故宮南遷文物存放地的古跡遺址，積極探索故宮文物南遷記憶轉化為社會發展動力和文化創意源泉的實踐之道，理性闡釋故宮、故宮文物、故宮博物院在建構歷史記憶和形塑文化認同方面所具有的人文意義和社會價值，在面向未來的學術發展中找到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路徑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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