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故宮博物院立足文化自覺和文化創新，有序推進“平安故宮”和“學術故宮”建設，全面提升故宮博物院的硬實力和軟實力。2020年為紫禁城建成600周年，2025年是故宮博物院百年華誕，紫禁城和故宮博物院正走向百年歷史進程的重要十年。基于此，2018年11月3日至4日，由我院舉辦、我所承辦“文化的力量：故宮博物院與中國社會轉型”在院內順利召開，來自國內十余家高校科研機構的46名代表參會。代表們緊緊圍繞的主題展開研討，系統整理故宮博物院檔案文獻，深入探討故宮博物院在文物展覽、古建修繕、文物保護、對外交流、學術研究、學術出版等方面所累積理念經驗以及所產生的社會影響。

    　　大會開幕式在我院建福宮敬勝齋舉行，會議由章宏偉所長主持。故宮博物院故宮研究院院長鄭欣淼、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李小城分別致辭。

    　　鄭欣淼先生在致辭中說，故宮博物院已成立93年。在故宮學的研究范疇里面，故宮博物院院史是很重要的方面。故宮是一個博物院，也是文化遺產。但是從成立來看，它始終是圍繞一個如何定位的問題。1949年之前應當算作一個探索階段，但由于戰爭和種種問題被中斷，之前主要是定位為一個藝術性的博物館，因此很多文物諸如圖書等文獻都被送給檔案館以及圖書館，這也帶來一個對文物的認識，這些對于故宮的院史而言都是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現在，我們清楚的認識到，故宮博物院是“宮”和“院”的統一，是一個世界文化遺產，是一個皇宮類遺址博物館，又是一個建筑類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如何發揮自身的作用，這正是我們要努力去發展的方向。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故宮博物院與社會的關系。抗戰時期故宮文物南遷也給故宮賦予了新的價值，有了特殊的意義。如今，故宮的重大發展都是和社會的發展、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聯系，故宮和當代文化的建設是有聯系的。另外就是故宮與世界的關系。故宮當年在倫敦辦展覽的時候選出了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青銅器。在文化認同方面，還有一個故宮兩個故宮博物院的問題，這都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故宮應該為中華文化的傳播作出擔當與貢獻，還有故宮學院培訓的幾十個國家的博物館人也體現了故宮的使命感，責任感。以上這些方面都是互相交融的，我們是文化遺產的保護者，我們也要通過各種方式去傳播故宮優秀的文化。

    　　李小城副院長在致辭中談到了兩點想法。其一是對院史編纂的認識。他認為，院史編纂與志書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志書是我國文化的一個優良傳統。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了要高度重視修史，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故宮博物院已經走過了93的歷史，她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和品格，也見證了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社會和歷史發展的一個軌跡，應該說有個特殊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學術價值。此次召開院史研討會，回首故宮博物院百年成長史，對我們當代故宮人來講，其意義是重要的，這同時也是我國博物館建設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提升我國社會的發展，也有著深遠的現實意義。其二是希望高標準、高質量地把院史編纂好。他認為，院史編纂是一個系統的工程。單院長非常重視院史編纂，幾次組織辦公會，專門研究院史編纂的時間、體裁、分工、結構、記事、立傳等等事項，并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院史的編纂，應該在故宮學的大視野下，全方位的、多層次的、忠實地記錄故宮博物院的成長史和發展史。

    　　大會發言于11月3號上午在敬勝齋舉行，6位學者發言。我院研究館員李文儒做了題為《艱難的文化轉型——故宮博物院院史研究的一個視角》的發言。他認為，由500年的皇宮變身為一座舉世矚目的超大型博物館，是一個艱難的文化轉型過程。并且，這一文化轉化的任務遠未完成。故宮文化的公共性民主轉型易，讓故宮文化在構建民主文化的文化建設中如何發揮積極的作用難。博物館文化價值、倫理價值的使命與任務是繼續故宮文化的現代轉化。核心是從以帝王為主體的價值判斷、價值指向向以人民為主體的價值判斷、價值指向轉化。特別要警惕無意識地跟著帝制時代皇帝臣民的心態視角看待、理解、展示、傳播皇權文化，即站在故宮文化的立場上傳播故宮文化。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長李國榮作了題為《文獻館時期的明清檔案事業》的發言。他歸納到，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設古物館、圖書館、總務處，圖書館下設圖書、文獻兩部。文獻部負責管理明清檔案及部分文物，成為最早的管理明清檔案的專門機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具有近代意義的檔案管理組織。從文獻部、掌故部到文獻館，將分散各處、破損塵封、雜亂無序的明清檔案，次第收集整理，初步確立了明清檔案的管理體系，奠定了明清檔案的整理基礎。同時，面向學術界和社會大眾，逐步公布和開放了一批珍貴檔案，由此產生了明清檔案史料公布的第一次高潮。我院梁金生先生作了題為《梁氏三代人與故宮文物南遷》的發言，回顧了他的家庭三代人與故宮的不解之緣。由于歷史的原因，梁金生的祖父梁廷煒，父親梁匡忠參加了故宮古物南遷；他則出生在南遷路上。三代人都有與故宮古物南遷難以釋懷的情緣。梁氏五代故宮人，經歷從皇宮到博物院，從古物南遷到一宮兩院，和臺北故宮，北京故宮友好交流，共同發展的歷史時期。他們一家的悲歡離合，見證了故宮博物院的坎坷歷程，也見證了故宮古物的命運，見證了中華民族一頁悲愴的歷史，見證多少故宮人與故宮古物同呼吸、共命運、悉心守護的艱難和執著，是大時代的一個縮影。我院朱傳榮老師作了題為《辨認歷史》的發言，回顧了她的家庭與故宮的結緣。在她的家庭里，祖父、兩位伯父、父親都有服務于故宮博物院的經歷，家族成員的歷史、家庭的歷史與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有很多的交集。一年年的，在家庭的講述中，很多故宮歷史上的事件，人名，地名漸漸化作典故，讓晚生的后輩也耳熟能詳。院中諸位前輩先生的名字也就是這樣熟悉的。盡管從未見過面。以掌故與院史并重的故宮叢書系列，也恰從這時開始啟動。今天她所能夠了解的所有關于故宮歷史的點滴，也就是從這樣的自負其責的工作積累中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吳十洲作了題為《<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比較研究》的發言。他認為，《故宮博物物院組織法》公布于1928年10月5日，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關博物館的法律，至10月8日民國政府又頒布了《中華民國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條例》。這兩份文件在故宮物博院的發展歷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的發布在故宮博物院的發展歷史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其中首要的，也是最為關鍵的意義在于——在法律上明確了故宮博物院的所有權；其次是《組織法》明確了院內主要部門的業務職責。同時，《組織法》也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現是部門與部門之間的職責有重疊的部分。我所所長章宏偉作了題為《故宮博物院史研究的體會》的發言。他認為，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以來，各種院史的編纂因循的內容較多，錯誤也因循下來。關于故宮博物院前期歷史的敘述、領導層的更迭，以及故宮博物院作為一個機構的沿革等內容，存在著較大問題。比如現在的歷史敘述過多的受到吳灜先生敘述的影響，但其后期著作中有不少帶有情緒的敘述，摻雜了個人恩怨，不夠客觀；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臨時理事會由九人組成，民主推舉李煜瀛為理事長，因此李煜瀛為第一任不叫院長的院長。然而在寶蘊樓的故宮博物院院史展中，缺少早期領導人李煜瀛的照片。這些問題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

    　　小組發言主要包括2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1月3號下午，代表發言地點為建福宮敬勝齋，發言主題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院史研究為主；第二階段時間為11月4號上午，地點為科研處會議室，代表發言主題為民國前的院史研究。

    　　第一階段小組發言中，9位代表發表了真知灼見。我院出版社馮印淙做了題為《述而不作——院史編輯出版之淺見》的發言。她認為，故宮博物院自1925年建立至今，其93年的經歷，內容的縱深和體量足夠豐富。編纂故宮博物院院史成為當前工作之一。對此，她有如下見解：一、要義為信。故宮博物院院史，為了增強其可信度，述而不作是最簡易可行和最能禁得住時代考驗的方法；二、編年為例。1925年以來，故宮博物院注重收存自身發展的檔案資料，這為按照編年體例編輯史料提供了前提；三、以史為鑒。把有據可查的史料（院史檔案）編輯成篇，以此為基礎，再由研究者提出觀點，進行論證，采用述而不作的編纂方法相對客觀地撰述。我院科研處研究館員劉舜強做了題為《論博物館科研管理體系的構建——以故宮博物院科研管理工作為例》的發言。他認為，博物館的科研工作是博物館的一項基本職能，科研工作的開展對于提升博物館藏品的收藏研究、展覽、陳列水平，對于服務公眾、服務社會的公益性職能發揮，對于推進博物館出版與文創事業發展都產生重要的影響，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從目前情況看，我國博物館整體科研發展水平離“與普通高校相當”這一目標的實現還相差甚遠。那么，如何提升博物館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科學構建博物館科研管理體系，規范博物館科研管理工作會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院博士后王敬雅作了題為《建國后養心殿的兩次大修》的發言。她歸納道，紫禁城中的養心殿于明嘉靖十六年建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4年進行了大修，1957年查補屋頂，1980年大修。養心殿自建成之日幾經改造，成為今日所見格局。新中國成立后，為了保持文物建筑經久彌新，文物局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兩次撥款養心殿大修。其中第一次1954年大修拆除了清代后期的臨時建筑，基本確定了養心殿現在的構造。第二次1980年大修則是迄今為止的最后一次，這次大修的施工基礎也是我們今日修繕養心殿的關鍵。我院宮廷部研究館員周京南作了題為《乾隆朝內務府造辦處紫檀木使用考》的發言。他認為，在我國傳統家具使用的木材中，紫檀木是極為名貴的品種。談到清宮使用的紫檀家具及紫檀木原材料，就不能不談到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清宮里使用的紫檀家具，除了一部分是由各地督撫作為貢品進貢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承做的。從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里可以看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存貯了大量的紫檀木，造辦處的工匠們利用這些名貴的紫檀木為清代皇室生產了大量的紫檀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我院博士后王文欣作了題為《清代官員承刻御制書籍之聚散情形——以<御定歷代題畫詩類>為例》的發言。她認為，《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共收錄唐、宋、金、元、明五朝題畫詩八千余首。現存最早版本為康熙四十六年（1707）翰林編修陳邦彥校刊本。這一版《詩類》刻成后有相當數量進入皇家收藏，其中一部分陳列于內廷、各大皇家園囿，以及一些皇家寺廟和王府中，另一部分則用于頒賞官員。此外，承刻人陳邦彥手中亦有部分印本，通過私人贈送的方式得以流通于世。《詩類》自刻成后的去向和流布，是清代官員私人承刻御制書籍動態的一個縮影，更能折射出晚清民國時期清宮藏書的聚散情形，以及背后的社會變遷。華北科技大學副教授趙志強作了題為《乾隆巡幸盤山淺析》的發言。他認為，乾隆對盤山的鐘愛達到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乾隆一生中有30年共32次巡幸盤山，其時間跨度從其繼承皇位之前直至太上皇時期未曾中斷，并留下至少1366首有關盤山的詩作和較多數量的文章、碑刻等。乾隆還責成親信大臣編纂《欽定盤山志》并親自為之做序。盤山也因乾隆的巡幸而聞天下。乾隆朝，盤山已先后建有72座寺廟及與承德避暑山莊齊名的行宮“靜寄山莊”，實質上起到皇宮的外延作用。長時間的駐蹕及諸多重要政務大多在盤山期間得到處理，作為故宮文化的拓展研究具有較高價值。東北師范大學副教授云薇笑作了題為《清初期的法文化選擇——兼與元初法文化選用之比較》的發言。她認為，清朝是少數民族在漢族聚集地中原地區建立的全國性政權。清王朝取得政權后，首先需要解決“小邦國治理大邦殷”的問題，需要對前史時期所使用的法文化進行改造，以其適應中原地區現有法文化之需要；其次需要對原有的軍政制度和民俗傳統予以繼承性的保留，并且融入中原社會的基本構成；最后清政權選擇了對于儒家綱常倫理的全面吸收，堅持禮法并用為法文化核心。這與元初所面臨的立法環境頗為相似，并且在多方面具有借鑒和比較的基礎。

    　　第二階段發言中，9位代表發表了高見。我院研究館員朱賽虹作了題為《極古極新 引領大潮——轉型初期的故宮博物院》的發言。她認為，民國時期故宮的開放程度極高，所公布的皇家秘藏數量也相當多，陸續撰文發表，多是單論某一方面。她從宏觀角度綜合論述轉型初期的故宮博物院的歷史作用和貢獻。在對故宮博物院出版成果全面考察研究的基礎上，以翔實的數據論證故宮從一個封閉的封建皇宮迅速轉換為一個全面開放的博物院，展現出它極古極新、引領社會改革和文化大潮的嶄新形象。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姜舜源作了題為《易培基先生在故宮博物院事業上的建樹》的發言。他認為，易培基先生是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和奠基人，與李煜瀛等第一代領導人一起，奠定了故宮博物院事業總體格局。他集民主革命者、新文化運動支持者、著名學者于一身，在故宮博物院建立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場和新文化的學術方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組織起以五四進步知識分子為核心的高起點、當時國內一流的專家隊伍，并開創了文物博物館制度化管理的傳統；在極端困難環境下力主“文物南遷”；秉承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辦學方針，民主、科學辦院；1928年化“廢院”危機為開捐助故宮先河；1930年抓住“中原大戰”時機，提出《完整故宮保護計劃》。我院院辦公室楊安作了題為《唐蘭與早期故宮博物院——從與馬衡的交往談起》的發言。他認為，唐蘭先生是我國著名古文字學家，初被故宮博物院聘為專門委員，后歷任故宮博物院陳列部主任、副院長，他在任期間為故宮博物院日后展覽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唐先生初到故宮時，故宮博物院在馬衡先生的帶領下正隨著時代經歷著不斷的改革，逐步走向成熟。馬衡、唐蘭二位先生有著同道之誼，忘年之交。北京聯合大學教授李自典做了題為《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的安保守衛工作初探》的發言。她認為，故宮博物院成立后，作為全國文物精華薈萃之地，其安保工作至關重要。既有成果多是對新中國時期故宮安保問題的探討，對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的守衛情況未見專題研究，民國時期北京幾經動蕩，故宮博物院的安全守衛管理也隨時事變遷不斷調整。解析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守衛工作的得失，對當今故宮博物院的安全運行具有一定借鑒意義。臺北中研院副教授范麗雅做了題為《中國外交官和1935年的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 從提案到舉辦》的發言。她認為，郭泰祺在1932年9月至1941年4月擔任英國公使期間，積極開展外交活動，碩果累累，最大的外交成果就是代表南京政府，把倫敦藝展從僅僅是幾個英國私人收藏家的提案變成由中英兩國政府參與的國家間文化交流項目。在郭泰祺和Sir Percival David的大力推動下，倫敦藝展于1935年11月28日在Burlington House隆重開幕。這個展覽最大的成功是改變了以往西方人對中國藝術的成見，標志著西方研究中國藝術一個新的里程碑，而這個展覽之所以能成功舉辦，被譽為民國外交奇才的郭泰祺大使無疑在其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上海師范大學副教授張會超作了題為《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整理檔案的文化影響分析》的發言。他認為，從1925年故宮博物院開始整理明清歷史檔案，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整理過程中積極提供利用，以陳列展覽、查閱利用的直接方式和編纂出版的間接方式充分發揮出了檔案的價值，而檔案整理的學術探討和方法完善則提高了效率、擴大了影響，故宮文物和檔案的南遷與西運更突出了重要的文化意義，這一切文化影響的存在有賴于基礎工作的加強，更展現出階段性和過程性，同時也離不開各方人士的努力與奮斗，更對今天乃至未來檔案工作的開展發揮有著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作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員伍媛媛作了題為《抗戰時期明清檔案南遷西運的歷史考評》的發言。她認為，明清檔案是明清兩朝中央政府和皇室生活形成的巨量珍貴文化遺產。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文獻部作為最早管理明清檔案的專門機構，具體負責明清檔案的收集和保管，為明清檔案事業的拓荒和起步奠定了基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華北局勢危急，故宮博物院約1.3萬箱文物精品于1933年2月起遷存上海、南京；1937年8月后，又疏散于西南后方；至1947年12月，全部東歸南京。文獻館保管的大部珍貴檔案也隨著故宮文物，踏上了顛沛流離的避寇征程。我所副研究館員徐婉玲作了題為《觸摸歷史的印記：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查錄》的發言。她認為，“故宮文物南遷史跡”主要分為檔案文獻和古跡遺址兩部分，前者指故宮文物南遷檔案、影像和文獻等史料，后者指南遷文物經停的津梁關隘、廟宇宗祠、山川洞穴等遺跡。近十年來，為客觀還原歷史事實、科學保護舊址遺跡、真實再現文化記憶，故宮博物院不斷推進故宮文物南遷檔案整理與史跡調研工作。故宮文物南遷史跡調查與保護，兼具學術性和實踐性的雙重特點，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應做好三方面的基礎工作：第一夯實學術研究，推進成果轉化；第二，重視遺產保護，加強遺產活化；第三，形成專題展覽，促進社會認同。我院出版社研究館員陳連營作了題為《關于<故宮博物院百年>編纂的幾個問題》的發言。他認為，2020年，紫禁城將迎來建成600周年；2025年，故宮博物院將迎來百年華誕。值此重要時期，系統發掘故宮博物院檔案文獻，深入探討故宮博物院在文物展覽、古建修繕、文物保護等諸多方面所累積的理念和經驗，不僅有助于拓展院史研究的廣度與深度，也將為現代博物館理論研究和管理實踐提供參考和借鑒。 自2017年年初以來，經過院內各部門的反復討論，到年底，基本確認以年代為綱、分門別類進行編纂的思路，并組成院內各業務部門負責的編纂班子、細化了各卷綱目。

    　　此次明故宮博物院院史研討會在我院成功召開，是故宮學之歷史、建筑、文獻、博物館管理、檔案等學科的一次學術成果的匯總。此次學術會議不僅有利于我院學者與全國各專業專業同仁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更有利于推進故宮學研究的發展和深入，因而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