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最大的叢書，清代乾隆皇帝敕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詔開“四庫全書館”，裒輯《永樂大典》之散篇，并收羅天下之遺書，參其事者4400余人，歷時10年完成。《四庫全書》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共3400余種，79300卷，凡6114函，36381冊，約9億9千7百萬字。內(nèi)容涉及廣泛，對整理保存古代文獻起了極大作用。
《四庫全書》以絲絹作書皮，其中經(jīng)部書用褐色絹，史部書用紅色絹，子部書用黃色絹，集部書用灰色絹，分別貯于楠木書匣中，再放置在書架上，十分考究。《四庫全書》前后共抄錄七部，其中以文淵、文源、文津三閣藏本最為精致，疏漏較少；文宗、文匯、文源各本已亡失。現(xiàn)存四部中，文淵閣本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文津閣本現(xiàn)藏北京圖書館；文溯閣本現(xiàn)藏甘肅省圖書館；文瀾閣本散佚后補抄復原現(xiàn)藏浙江省圖書館。

文華殿在太和殿之左，協(xié)和門之外，明嘉靖朝以前為皇帝之便殿，以后用為皇帝講經(jīng)筵之所。清襲明制。明中期，這里是皇太子攝政之地。明光宗崩，大臣劉一燝、楊漣等將皇太子從乾清宮扶至文華殿，遵其前制故。

明代進士范欽的私人藏書處，位于今浙江寧波，是中國現(xiàn)存年代最古之藏書樓。范欽（1506-1585年），字堯卿，號東明，浙江鄞縣人。嘉靖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平生喜購書，在各地做官時廣收圖書，抄錄善本。所藏多為明人著作、明朝所刻書、明朝地方志及登科錄。其子大沖續(xù)有增藏。聚書四千余種，五萬三千余卷，并有五代至宋元碑帖七百二十余種。范欽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筑天一閣用于藏書。閣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閣兩層，6開間，硬山頂。上層不分間，隔以書櫥，下層分為6間。前鑿一池，稱天一池，兩側(cè)有封火山墻。清代官修的文淵、文瀾等七閣皆仿此。現(xiàn)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間之寬稱面闊，即指古代建筑中平行于桁檁方向，且位于同一直線上相鄰兩根檐柱中心線線間的水平距離。各間寬度的總和稱通面闊。

一種帶釉的陶制品。釉以鉛作助溶劑，以含鐵、銅、鈷、錳的礦物作著色劑，再配以石英而制成。明清皇家宮殿、宗教廟宇等，常以琉璃作建筑材料用。

屋面做法的一種。即在屋脊和檐口部分使用色彩、種類與屋面不同的瓦件，明顯突出屋面的邊際線。

家具上常用的紋飾之一，由陶器和青銅器上的雷紋衍化而來，寓意吉利深長，蘇州民間稱之為“富貴不斷頭”。在家具上，回紋主要作為邊飾，用于邊框、牙條、足端或束腰等處。家具上大量采用回紋見于清代。

用于有廊建筑外側(cè)或游廊柱間上部的一種裝修，主要起裝飾作用。均透空，使建筑立面層次更為豐富。

中國古代建筑彩畫的一種。源于江南蘇州地區(qū)，故名。畫法靈活、生動，題材廣泛，多為祥獸花鳥、山水風景、人物故事。故宮花園及內(nèi)廷建筑多飾以蘇式彩畫。蘇式彩畫從明代起即傳入宮廷，經(jīng)幾百年的變化，與江南原有彩畫不同，尤其乾隆時期的蘇式彩畫，因色彩艷麗，裝飾華貴，又稱之為“官式蘇畫”。

明清時期我國家具的四個主要產(chǎn)地之一。四地為蘇式、廣式、京式、晉式（又稱蘇作、廣作、京作、晉作）。

古代建筑屋頂形式之一。因其酷似頭盔，故稱之。甚少見，故宮盔頂建筑僅此一座。

經(jīng)筵是文學侍從之臣為皇帝講讀經(jīng)史的活動,通常在每年的二月和八月舉行。

凡皇帝親自裁定的事項為欽定。

傳統(tǒng)家具中一種體型寬大的坐具，亦稱“御座”。明以后，隨著皇權(quán)制度的強化，寶座成為帝王御用坐具的代名詞，象征著帝王的權(quán)威。《明史》載，明神宗時，宦官馮保竊權(quán)，“帝御殿，保輒侍側(cè)”。當時的吏部都給事中雒遵進言：“保一侍從之仆，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耶，抑拜見中官耶？”將宦官立于寶座之側(cè)視為褻瀆皇權(quán)的大不敬行為。 寶座大多擺放在宮廷正殿明間的中心或顯要位置，單獨陳設，極少成對。在寶座的背后還要放置一個較大的座屏，兩邊放置甪端、香筒、仙鶴、蠟釬等器物，格外尊貴、莊嚴。皇帝端坐在寶座之上，俯視群臣，“君臨天下”，充分體現(xiàn)出帝王的權(quán)威，以達到“明制度，示等威”的目的。

古建筑術(shù)語。指建筑各面正中四根檐柱之內(nèi)的空間，其兩側(cè)稱為次間。

即紫禁城內(nèi)的文淵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沈陽故宮的文溯閣，均為乾隆年專貯《四庫全書》而建。

即江蘇鎮(zhèn)江的文宗閣、揚州的文匯閣、浙江杭州的文瀾閣。均為乾隆年專貯《四庫全書》而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