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4日下午，哈佛大學美術館中國藝術部策展人梅美玲（Melissa A.Moy）一行三人來到我院器物部，就哈佛大學美術館收藏的官鈞瓷器（亦稱“陳設類鈞瓷”或“數碼類鈞瓷”）及相關問題與我院專家開展交流與討論。著名古陶瓷專家耿寶昌先生也應邀參加了學術交流活動。
　　據梅美玲女士介紹，哈佛大學美術館收藏官鈞瓷器60余件，是世界上收藏官鈞瓷器最多的博物館之一。該館計劃在明年夏天舉辦專題展覽，屆時將展出其中35件藏品。此次梅女士一行前來我院交流，正是為該展覽做前期準備工作。
　　座談主要圍繞哈佛大學美術館藏品展開，對于梅女士一行所提出的關于官鈞瓷器的斷代、銘文、工藝等一系列問題，器物部專家給予了詳盡的解答和解釋。
　　官鈞瓷器的斷代是近年來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傳統觀點認為是宋徽宗時期為裝點皇家園林“艮岳”而命禹州專門燒造。近年來，又有學者提出“金代說”、“元代說”、“元末明初說”、“明初說”等不同觀點。據梅美玲介紹，哈佛大學美術館舉辦此次特展，暫將官鈞瓷器時代大致定為14世紀晚期至15世紀早期，即明代初年。斷代的依據之一是美國學者關于制造鈞窯花盆所需的內外范工藝出現于14世紀以后的觀點。對此，陳華莎研究館員談道，使用內外范的工藝早在青銅器的制造中就已出現，宋代汝窯、官窯也都曾使用，并且宋代瓷器中也出現與官鈞窯瓷相類的花盆。耿寶昌先生指出，關于官鈞瓷器的燒造年代，目前學界仍各執一詞，難有定論。20世紀，學者普遍認為其年代為北宋，時至今日，“宋代說”遭到了諸多質疑。但是我們看到，即便是對其年代有所爭議，官鈞瓷器的市場價值仍居高不下。
　　此外，梅美玲女士提到在哈佛大學美術館收藏的官鈞瓷器中，有14件足底刻有宮殿名，此次想詳盡了解這類器物有何特殊性，與所刻宮殿有何關系？針對這個問題，呂成龍研究員談道，部分官鈞瓷器底部鏨刻的清代宮殿名是乾隆時期在皇帝旨意下根據其陳設地點所鐫刻，這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有詳細記載。從實物看，瓷器底部鏨刻的宮殿名均是主殿名（即“大地名”）橫刻在上、配殿名（即“小地名”）豎刻在下，這樣的布局也是乾隆皇帝親自設計的結果。加刻宮殿名的官鈞瓷器主要是對其陳設地點的標注，與未刻者并無明顯的質量區別。哈佛大學美術館收藏的官鈞瓷器中，部分底部貼有墨書黃簽。器物部專家對圖片進行辨識后，認為其中一部分應為清代庫房編號。對于官鈞瓷器的制造工藝，呂成龍研究員介紹了窯變釉的形成原理和施釉工序，并對釉面上“蚯蚓走泥紋”的現代工藝復原做了詳細說明。
　　對于哈佛大學美術館收藏的這批官鈞瓷器的來源問題，梅美玲女士作了詳細介紹。她說，這60件官鈞瓷器是哈佛大學校友Dane先生于1942年捐獻給母校。Dane先生的藏品有不少是20世紀20年代從美國古董商手中和日本著名收藏機構山中商會購得。在1914年紐約舉辦的遠東陶瓷展覽圖錄中，收錄了幾件日本山中商會收藏的官鈞瓷器，它們后來成為Dane先生的收藏，最終進入哈佛大學藝術館。在美國，除哈佛大學外，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也收藏較多官鈞瓷器，其收藏歷史可追溯到1900年左右。對此，耿寶昌先生回憶道，他曾于1974年訪問美國，當時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費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夫婦陪同下，到哈佛大學弗格美術館觀摩了館藏的中國瓷器。同年，還去過弗利爾美術館，對其館藏官鈞瓷器進行了詳細的觀摩和記錄，至今仍記憶猶新。至于這些官鈞瓷器流出紫禁城，并流向海外的原因。耿寶昌先生談道，主要還是因為晚清、民國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蕩，皇宮中的部分器物被溥儀賞賜或是典當出宮。以日本山中商會為代表的諸多國際古董商，在中國進行大肆收購后將文物帶往歐美地區，由此成為歐美地區中國文物收藏的主要來源之一。
　　座談中還談到了雙方都很關心的古陶瓷科技檢測問題。梅美玲女士稱，哈佛大學美術館對館藏官鈞瓷器做過X—射線檢測，以進一步明確其制造工藝。而對于我院專家提及的“熱釋光”測年技術，梅女士坦言受制于實驗條件等各方面因素，哈佛大學尚未對藏品做這方面的檢測。呂成龍研究員介紹，我院器物部與文保科技部合作，對部分陶瓷藏品進行了熒光能譜儀（EDXRF）等無損檢測，取得可觀的成果。
　　座談最后，梅美玲女士表示十分感謝器物部提供此次交流討論的機會，也希望能借由明年哈佛大學美術館舉辦的官鈞瓷器特展，吸引更多的學者關注和研究官鈞瓷器的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