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7日，故宮研究院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邀請國際著名喜馬拉雅藝術研究專家杰夫•瓦特先生（Jeff  Watt）于宮廷部第二會議室，作了題為“唐卡繪畫風格與目前術語命名的困境” （ Painting Styles and the Problems with Current Terminology） 的專題講座。本所及院內同仁等20余人聆聽了講座，講座由藏傳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長羅文華研究館員主持，張長虹博士翻譯。
　　杰夫•瓦特先生，加拿大人，國際知名西藏藝術史學者，唐卡鑒賞專家，精通英、藏、梵文等多種語言。杰夫•瓦特先生早年跟隨德雄仁波切和薩迦只真仁波切學習，之后從事藏梵文獻的翻譯和藏傳佛教藝術的研究多年，出版有多部高質量的學術論著，并舉辦過多場西藏藝術的專題展覽。1999年至2007年，杰夫•瓦特先生任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RMA）館長和首席策展人。1998年至今，杰夫•瓦特先生任喜馬拉雅藝術資源中心（HAR）主任，該中心網絡數據庫是目前世界上喜馬拉雅藝術和圖像學研究最為豐富的資料庫。
　　西藏繪畫藝術的發展大體可分為早晚兩個階段，早期指的是15、16世紀以前，晚期為15、16世紀以后。正是在第二個階段，也就是從15世紀晚期、16世紀早期開始，西藏繪畫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形成了著名的幾大畫派，其中最有名的是勉唐畫派、欽則畫派和噶瑪噶孜畫派，影響也最大，人們也最常使用勉日風格（又稱勉唐風格），欽日風格（又稱欽則風格）和噶瑪噶孜風格這三個名詞來指代這三個繪畫藝術流派所表現出來的藝術風格。
　　杰夫•瓦特先生認為，喜馬拉雅藝術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圖像學的研究，二是藝術史的研究。他在過去二十多年間主要專注于文獻記載基礎上的圖像學研究，他也堪稱為藏傳佛教圖像學研究最為專深的學者之一。由于有了文獻的記載和長時間的研究傳統與傳承，使圖像學的研究稍為容易一些。
　　藝術史研究包括繪畫、塑像的視覺特征等諸多方面，但是相關的藏文文獻記載卻相對較少，即使在有限的文獻記載中，很多術語的概念、內涵又互相抵牾，有時同一研究對象學者們使用不同的術語，有時又以同一術語指代多個不同的研究對象，在研究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分歧，產生了很大困惑。因此他也在近年逐漸關注藝術史的研究。
　　在藝術史的研究過程中，他發現除了缺乏文獻資料，當前唐卡繪畫風格研究的另一困境是術語定名的不確定性。有以國家、地區來命名藝術風格的，有以宗教傳統來命名的，有以寺院名字來命名的，還有以藝術家來命名的，等等。在英文論述中，很多關于喜馬拉雅藝術的名詞都是不準確的，是因為西方學者在進行研究時，遇到不理解或者不確定的藝術風格時，就會自行“創造”出一些新名詞來，然后亞洲的學者又緊隨其后，在其研究中將之當作正確的術語來使用，如“噶當派風格”、“新噶瑪噶孜風格”等。杰夫•瓦特先生結合八蚌寺的作品舉例進行了說明。一般認為，八蚌寺的壁畫和唐卡是司徒班欽•卻吉瓊乃（1700-1774年）的代表作，他是18世紀初噶瑪噶孜畫派的重要畫家之一。據說他從15歲開始正式學習繪畫和造像量度，一生游歷西藏、印度和尼泊爾各地，接觸了各種繪畫流派的大量經典作品，最后集眾家之長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現在所有的學者將之稱為“噶瑪噶孜繪畫風格”或者“新噶瑪噶孜繪畫風格”，但在司徒班欽自己的傳記中，卻從未如此命名過。而現在談到八蚌寺的作品風格時，學者們常常會使用“噶瑪噶孜繪畫風格”這個詞。其中另一個問題是，并非現在所有八蚌寺的作品都是出自司徒班欽•卻吉瓊乃之手，他或許只是一名設計者，大多可能由他的學生或作坊完成。其風格來源于明代永樂皇帝賞賜給噶瑪巴的一套羅漢繪畫，文獻記載司徒班欽見到過這套繪畫，受之啟發，模仿羅漢畫中的漢式山水背景，畫上藏傳佛教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一種新的唐卡樣式，噶瑪噶舉的祖師像多是以這種風格繪制。此外，司徒班欽還訪問過貢嘎曲德寺并對該寺精妙絕倫的壁畫十分欽慕，在他創作的人物形象中則可以看到欽孜畫派的影響。之所以后來“噶瑪噶孜風格”、“新噶瑪噶孜風格”成為流行的術語，其背后有著宗教上的背景，因為噶瑪噶舉派想籍此區別于與之歷史上有宿怨的格魯派，而學者們在進行研究時，應該避免受到這種不同宗教派別之間紛爭的干擾。
　　當前關于繪畫風格術語定名的不準確、不完善也影響到教學。學者們可以用不同的詞語對早期的繪畫風格、技法進行交流研究，但卻不能這樣教授給學生，因為一是會引起學生們更大的困惑，混淆概念，二是將這些術語更為準確、持續地進行教授和傳播，也是當前研究的重要任務。杰夫•瓦特先生說道，喜馬拉雅藝術研究初期已經結束，現在是喜馬拉雅藝術研究中期的開始階段。當前的任務是開始嘗試用特定的術語對研究對象進行界定，澄清藝術史上的專業術語，使其能夠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避免研究中更多的混淆和困惑。
　　實際上，16世紀之后的唐卡，無法單一地指定是哪種風格的作品，更多情況下是幾種風格的混合。而這三種繪畫流派的藝術風格的來源也是不確定的，藝術家有自己的創作自由和空間，所以當我們在研究一些優秀的藝術家的作品時，眼光和頭腦都應更加開放。正因如此，對不同的繪畫風格進行準確的定名也更加有難度。
　　盡管當前的研究中面臨著一些困難，但杰夫•瓦特先生認為，目前喜馬拉雅藝術研究處于很好的階段，面臨著新的機會。他說，從事喜馬拉雅藝術研究的原因是簡單的，因為喜馬拉雅藝術是過去幾千年間的偉大藝術創造，有大量的藝術品遺存，是世界性的文化藝術形式。即使不從事相關的學術研究，也應當對這一優秀的文化加以保護和傳承。
　　講座結束后，觀眾同杰夫•瓦特先生就講座主題進行了探討。羅文華研究館員就如何區分三種繪畫風格、區分的依據及應當如何更為準確地使用相關名詞概念等問題同杰夫•瓦特先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討論。三種繪畫風格看似有其代表性特征，但是將其放在藝術史發展的背景中，很難作出明確的區分，缺乏判斷的依據。當前關于勉唐畫派我們所掌握的資料很少，欽則畫派的作品目前也只在貢嘎曲德寺發現。杰夫•瓦特先生說，正因如此，使用繪畫風格的相關名詞的時候要更加小心謹慎，不但要考慮到其指代的內涵，同時也不要忽略宗教上的獨特意義。在之后的藝術史研究中，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