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進一步擴大故宮博物院的文化號召力和影響力，推進故宮學的深入研究，推動故宮學在高校的學科建設中的發(fā)展，在前六屆故宮學高校教師講習班基礎上，由我院故宮學研究所舉辦的第七屆“故宮學高校教師講習班”于7月22日至8月4日在我院舉行。舉辦此次講習班，旨在為故宮學在高校的發(fā)展培養(yǎng)師資力量，使有志于故宮學研究與教學的高校教師能夠系統(tǒng)了解故宮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主要內容，能夠切身感受故宮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希望通過此次講習班的舉行，使故宮學研究所與高等院校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推進故宮文化傳播，加快故宮學發(fā)展的步伐。來自北京師范大學、中央財經(jīng)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中醫(yī)藥大學、北京交通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深圳大學等17個省區(qū)28所高校的30名教師參加了此次講習班，19位院內外的博物館管理、文物科技保護、宮廷歷史、書畫、玉器、琺瑯、文化創(chuàng)意、古建保護等領域的專家為學員們帶來了精彩的故宮學學術講座。

　　講習班開幕式于7月23日上午在我院建福宮敬勝齋舉行。單霽翔院長做了簡要致辭。他認為，故宮學的提出是鄭欣淼先生在宏大的時空范圍內對故宮文化重新進行定位的一個壯舉，這不僅是結合經(jīng)濟，政治，歷史等多維角度去看待故宮，從多重視野去研究故宮的學問，既包括物質的，又包括非物質的一個整體的理論；現(xiàn)在提出把壯美的紫禁城交給未來的六百年，意味著把視野拓寬至今后的六百年；“平安故宮工程，確保故宮平安”突出了故宮安全的位置，旨在消除故宮的藏品腐蝕隱患、盜竊隱患、觀眾安全隱患、庫房隱患、基礎設施隱患等；在故宮學的學科指導下，故宮的人才儲備，學科體系和社會奉獻都得到了極大的改變，這才使得故宮成為一個有溫度有感情的博物館，同時對于故宮學的探討而言，這也是永無止境的。

　　7月23日至8月4日，各位授課專家為學員帶了豐富的學術盛宴。

　　7月23日上午，宋紀蓉副院長在建福宮花園敬勝齋為全體學員講解《故宮文物醫(yī)院》。她分別從故宮文物醫(yī)院的基礎、文物醫(yī)院的構建、故宮文物的預防科學、當今的文物醫(yī)院四個方面展開對故宮文物醫(yī)院的介紹。其中，文物醫(yī)院的基礎即指傳統(tǒng)的文物修復技術，我院有多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如古書畫臨摹與修復技藝，古鐘表修復技藝，官式古建筑營造技藝和青銅器的修復技藝等。除此之外，還有現(xiàn)代的科學技術手段，同時我院也培養(yǎng)了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古書畫裝裱修復專業(yè)人員，并與其他國家加強合作與交流。故宮文物的預防科學即“保健醫(yī)學”旨在對文物實行實時監(jiān)測，能較早發(fā)現(xiàn)文物的損害，同時起到預防作用。她認為，通過文物醫(yī)院的成立，可建立文物病害圖示標準，科學檢測分析確定修復工藝，有利于文物延年益壽，并故宮學的發(fā)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7月23日下午，我所章宏偉所長在數(shù)字所報告廳為全體學員講解《作為學科的故宮學》。他認為，故宮學這一學術概念是2003年鄭欣淼院長提出來的。故宮學作為一門正在發(fā)展的學科，雖然誕生于2003年，但對于故宮資料的著錄、整理、研究，則發(fā)軔于民國初年。也就是1912年清帝溥儀退位后，紫禁城變?yōu)楣蕦m為起點開始的一系列研究過程。故宮學研究需要用整體的眼光去看待故宮的文物典藏、明清檔案、宮廷歷史文化遺存、清宮典籍、紫禁城宮殿群和故宮博物院歷史等，但故宮學必須有自己獨立的內涵和外延，它們之間可以有重疊但絕不是包容之關系。首先是紫禁城建筑本身，然后是以紫禁城為核心的人，事物，國家政治體制，文化生活，衣食住行等等，它們都是以故宮及其歷史文化內涵為研究對象。故宮學是通過整理、研究、保護與展示為一體的綜合性學問和學科，涵蓋的學科非常的廣泛。它的外延包含有故宮建筑學、故宮文獻學、故宮文物學、故宮歷史學和博物館學等。故宮文化遺產(chǎn)保護、文物保護科技、博物館學、文化產(chǎn)業(yè)、旅游、展覽、數(shù)字故宮等都可以歸納為故宮學。

　　7月24日上午，研究室余輝研究館員在寶蘊樓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宋元宮廷龍舟題材畫研究》。他認為，來自圖像的信息是沒有文字的文獻，我們容易看到從本圖像里直接反映出關于本圖的信息，是為“直射信息”，要想從本圖像里反映其他的信息則只能通過考證后才可以間接地獲知其他繪畫里的信息，是為“反射信息”。金世宗大定丙午年（1186），張著在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尾題寫了跋文：“……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宜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燕山張著跋。”。根據(jù)張著所寫跋文給我們留下三個重要啟示：兩卷同為姊妹卷，張擇端《西湖爭標圖》和《清明上河圖》均為五字圖名，有著一定的對應關系；兩卷的藝術水平相當，都是繪畫技藝俱佳的北宋宮廷品畫的最高等級；兩卷在1286年尚未散失。《西湖爭標圖》表現(xiàn)了皇家御園里的宮俗，有具體地名即“西湖”，畫的應該是實景，然而此“西湖”非彼“西湖”，它是汴京城西北的御苑金明池，在北宋俗稱“西池”。畫中的金明池表現(xiàn)了它作為娛樂競技的高峰期特別是徽宗朝的竟渡活動，這是宋太宗末期具有一定規(guī)模的由朝廷控制的國防體育和供皇家欣賞的競技運動。根據(jù)畫史文獻得知，張擇端是宋代宮廷繪畫史上最早畫龍舟競渡題材的畫家，他的《西湖爭標圖》也或多或少的影響到后世同類題材的繪畫。有南宋佚名的《金明池爭標圖》頁為尋找張擇端《西湖爭標圖》卷傳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圖樣導向，通過比較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南宋《金明池爭標圖》頁和元代《龍舟奪標圖》可以得知其中的脈絡關系，同樣也可以尋求《西湖爭標圖》卷的表現(xiàn)內容和布局，間接的探知張擇端的藝術匠心。

　　7月25日上午，我院研究員朱誠如先生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清代檔案是國家纂修工程的基石》。他回憶到，2003年1月李嵐清副總理在中南海紫光閣召集會議，議定了指導清史纂修工作的五點意見，提出“編纂一部能夠反映當代中國學術水平的清史巨著，使之成為經(jīng)得起歷史檢驗的傳世之作”。他認為，編史要務，采集史料極其重要，廣搜確證，一為證據(jù)，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為歷史研究之基礎。清朝檔案長期以來或密藏深宮，或儲有司衙門。清朝滅亡，大內檔案流散社會，方引起學界重視。時人將其與殷墟甲骨、敦煌藏經(jīng)視為20世紀初中國史料三大發(fā)現(xiàn)之一。這些文獻體現(xiàn)了清朝實現(xiàn)國家之大一統(tǒng)后組成中國的多民族大家庭，出現(xiàn)以滿文，蒙古文，藏文，察哈臺文等等之文書，構成了清代文獻的組成部分，也使得清代文獻檔案十分豐富和多彩。這些檔案為我們提供研究全國各地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重要資料來源。此次新修清史由多種題材互相配合，是由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和圖錄五大部類組成的新綜合體。其中，通紀寫出清代歷史演進的總相，典志、傳記則記述典章制度和反映廣闊的社會生活，表現(xiàn)歷史舞臺上人的活動；史表譜列年爵；圖錄收錄珍貴的歷史地圖、清代繪畫作品、文物圖片和歷史照片，為史學著作增加形象性和直觀性。以上每一體裁都各盡其用，可以為豐富、科學的內容提供合理和完善的載體，保證《清史》修成一部代表當代學術水平的傳世之作。

　　7月25日下午，任萬平副院長在寶蘊樓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狀元之路——清代的科舉考試制度與啟示》。她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的一種通過公平考試擇優(yōu)選拔官員的政治制度，始于隋大業(yè)元年（605），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廢止。清朝從順治二年（1645）舉行第一次考試到光緒三十一年廢除科舉制度，實際一共舉辦112次考試，其具體考試內容為四書五經(jīng)、試帖詩、《圣諭廣訓》等，考試作文用八股文，所論內容必須根據(jù)朱熹《四書集注》，不許自由發(fā)揮。經(jīng)過層層選拔最后前十名由皇帝欽定名次，殿試后三五日則舉行傳臚典禮。其時貢士穿禮服戴禮冠，排列在王公百官之后，皇帝御太和殿，讀卷等官行三跪九叩禮，手捧金榜。鴻臚寺官引導貢士就位，跪聽傳制。除了文科之外，還有為選拔軍事人才而設置的武科，又稱武舉，以武功為考試內容，也分童試、鄉(xiāng)試、會試和殿試。清科舉制度曾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不同階層與行業(yè)人士的命運，甚至影響著國家的發(fā)展。它從早期的一種先進制度，發(fā)展到清后期卻成為一種沒落的制度。因其不能順應世界范圍內的科技發(fā)展大勢，仍舊引導人們機械地背誦四書五經(jīng)，阻礙了社會進步，害民誤國，最終廢除。

　　7月25日晚上，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何孝榮教授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明代宦官與佛教》。他認為，從奴隸社會開始，國王、奴隸主為了維持宗法制以及血統(tǒng)繼承和生活安全，迫切需要體力及武力勝過婦女、又不會與婦女發(fā)生不潔關系的奴隸，于是宦官制度就應運而生。直到明朝建立，宮廷事務便全用宦官，但鑒于歷史上宦官干政之亂，明太祖便對宦官做出種種限制。明朝的宦官也如皇帝、官員、百姓一般崇奉佛教，甚至比一般人更為崇奉，對明朝時期的佛教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明朝宦官人數(shù)龐大，洪武時期，人數(shù)不過百人，嘉靖到萬歷年間宦官人數(shù)成倍膨脹。明朝宦官干政的表現(xiàn)是多方面，其中主要表現(xiàn)在架空內閣，以及操控廠衛(wèi)，始終在政治舞臺占據(jù)重要的地位，不可避免的變成皇帝之下最有權勢的集團。他們在經(jīng)濟上橫政暴斂，巧取豪奪，通過偷盜侵吞、貪污受賄以及皇帝賞賜積累了巨額財富。這些都為宦官崇奉佛教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和經(jīng)濟基礎，但也只是代表宦官的中、上層。宦官通過向佛教寺院布施、禮敬、皈依僧人以及修建佛教寺院的表現(xiàn)，說明了明朝時期宦官崇奉佛教至極，修建的佛寺數(shù)量遠過于皇家數(shù)量，并且慫恿皇帝違制度僧建寺，引誘皇帝崇奉佛教。這也是因為明朝社會生產(chǎn)力低下，廣大群眾的生活中充滿了種種痛苦和不幸，從而依托佛教，這是一主要原因。也有宦官因個人苦難史，辛酸史，迫使了宦官到佛教中尋找解脫，追求來世幸福，這也是原因之一。

　　7月26日上午，馮乃恩副院長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數(shù)字故宮未來之路的思考》。他認為，隨著博物館定義和作用的演進以及新技術的發(fā)展，博物館越來越普遍地引入數(shù)字技術，應用到傳統(tǒng)業(yè)務中。數(shù)字故宮是以數(shù)字文物為基礎，以信息化方式管理，以保存、展示、保護文化遺產(chǎn)和服務公眾為目的，在堅持以內容為主的理念背景下，則是要從傳統(tǒng)技藝和現(xiàn)代科技融合，多學科融合，互聯(lián)網(wǎng)融合。同時，數(shù)字故宮必須主動探求與人工智能的結合，未來將以人工智能為核心，以全互聯(lián)網(wǎng)為載體，實現(xiàn)博物館藏品研究，保管，修復，展示和觀眾管理的全智能化。數(shù)字故宮品牌確立后，要做好兩方面轉化。一是以其活態(tài)性，無處不在性和世界語言，從故宮文化，中華文明的單向解讀，向站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進行文明互鑒與傳統(tǒng)文明當代再創(chuàng)造轉化；二是以公益服務為根基，探索數(shù)字故宮生活化，產(chǎn)業(yè)化。

　　7月28日上午，我所王軍副所長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紫禁城時空格局探源》。他認為，《周禮•考公記》的立表測影之法中，“槷”與“規(guī)”共同組成了“中”字之形，正是漢語“中”字所象之形，這對中國建筑乃至城市以中軸對稱的“中”字型布局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明清北京城之卯酉線，即日壇與月壇連接線，正與春分、秋分對應。明清兩朝，春分行日壇之祭，迎日于東；秋分行月壇之祭，迎月于西。南北軸線（子午線）與卯酉線交會于紫禁城三大殿區(qū)域。南北軸線（子午線）與卯酉相交于紫禁城三大殿區(qū)域，象征三大殿乃立表之位，正與太和殿“建極綏猷”匾、中和殿“允執(zhí)厥中”匾、保和殿“皇建有極”匾真義一致，這也表現(xiàn)了立表正位定時是建立最高原則的根本。子午線之確定乃觀測前提，這進一步強化了中字型建筑與城市布局。當北極星繞北極子時行子，卯時行卯，午時行午，酉時行酉，方位與時間密合無間，由此規(guī)劃的璇璣中心，在中國原始宗教觀中，乃上帝常居必與之對應。天地之中、居中而治之觀念由此產(chǎn)生。明清北京城南北軸線與日、月壇之卯酉線于三大殿相交，彰顯其居中而治。此種空間布局所提示的古代天文觀測體系，正是中華先人創(chuàng)立農(nóng)業(yè)必須掌握的基礎性知識，同時也由此而生出敬天信仰，對中國建筑與城市布局產(chǎn)生深刻影響，法天象地，與自然環(huán)境整體生出的營造觀念由是，這在北京古代空間環(huán)境規(guī)劃中有著經(jīng)典體現(xiàn)。

　　7月28日下午，我院陳麗華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故宮藏金屬胎琺瑯器鑒賞》。她認為，琺瑯是外來工藝品的音譯，是以礦物質按比例混合，與各種金屬氧化物經(jīng)焙燒磨碎制成粉末材料，在依不同做法繪于金屬胎上烘烤成色彩繽紛，瑩潤華貴的琺瑯制品。以金屬為胎的琺瑯工藝，依其制作方法和工藝特點，主要可將其分為掐絲琺瑯和畫法琺瑯兩大類，此外還有包括鏨胎琺瑯以及后起的透明琺瑯在內的幾種做法。中國的琺瑯工藝，都是元代以后先后由西方傳入的外來技術，首先傳來中國的琺瑯技術是掐絲琺瑯和鏨胎琺瑯。不過都很快為中國工匠所接受，并融合本民族風格，成為明清兩代新興的工藝品種。阿拉伯地區(qū)的掐絲琺瑯能東來中國，應與蒙古軍西征戰(zhàn)事有關。具有銘款的掐絲琺瑯和鏨胎琺瑯最早是宣德、景泰、嘉靖、萬歷三朝，從這些琺瑯制品不難看出，琺瑯器的生產(chǎn)得到了皇家的重視，而且制作已成規(guī)模，并在乾隆時期達到頂峰。雍正時期畫琺瑯的技術益加成熟，而乾隆時期相比于康熙、雍正兩朝基礎上更具創(chuàng)新和突破，且需求極大，便要求粵海關和兩淮鹽政等承包制作。直到道光時期，琺瑯生產(chǎn)幾乎停頓。元代琺瑯工藝色澤潤亮，具有半透明玻璃質感，造型與圖案多為中國傳統(tǒng)工藝形式，簡單質樸，形制穩(wěn)重。明代宣德款，琺瑯鮮艷勝過以前，嘉靖時期掐絲細致，釉色明快，紋飾飄逸，云龍飛鳳具有鮮明特點，萬歷落款形式最具特點。清朝時期紋飾圖案多單線勾勒花紋輪廓，掐絲纖細均勻，流暢秀氣，乾隆時期的琺瑯器款識風格多樣。裝飾手法繁縟華麗，題材不拘一格，制作技藝精湛，此時對于琺瑯技術的最大成就就是對大型器物的燒造，但嘉慶至清末時期不管其紋飾還是藝術性都無法于乾隆時期的掐絲琺瑯器相媲美。

　　7月29日上午，研究室王素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略談<蘭亭集序>書法的淵源和影響》。他認為，《蘭亭集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其真?zhèn)沃疇幰卜Q得上是“天下第一公案”。《蘭亭》真?zhèn)沃疇幋蠹s最早始于南宋，如王铚，姜夔均曾質疑，而最著名的《蘭亭真?zhèn)沃疇帯罚€是20世紀60至70年代發(fā)生的“蘭亭論辯”，其始于1965年6月。是由郭沫若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拈_啟序幕的，其爭論的問題很多，其中之一就是當時是否存在《蘭亭》這類行書的問題，然根據(jù)出土的簡讀書法探究，孫吳謝達行書木牘。西晉行書三殘紙，前涼李柏行書書稿，直到東晉王羲之的行書《蘭亭集序》，也都是書札。從東吳晚期行書草創(chuàng)，到東晉中期王羲之的行書《蘭亭集序》行書的草創(chuàng)，發(fā)展的脈絡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證據(jù)鏈十分完整和十分清楚，因此“蘭亭論辯”爭論當時是否存在《蘭亭》這類行書的問題，應該不成其問題。而這種真?zhèn)沃疇帲l(fā)展到清代，蛻變成為了重碑輕帖的碑、帖之爭。在此影響之下，自清末至當下，所謂“蘭亭論辨”，實質也都成為了碑帖之辨，在以碑證帖的歧途上越走越遠。為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碑學與帖學屬于兩種風格和兩個系統(tǒng)，二者各擅勝場和各有千秋，從來就沒有可比性。如果大家都有這種正確認識，給“蘭亭論辨”畫句號的日子才真正不遠了。

　　7月29日下午，研究室楊晶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古玉賞析—以故宮藏玉為中心》。她認為，所謂古玉，一般泛指史前到清末的玉器，也就是古代玉器的范圍，通常是指民國時期之前的玉器。古玉的來源有兩方面：出土品和傳世品。一般從器型、紋樣、工藝、玉材、沁色和痕跡來辨識，玉器鑒別應從總體上各個角度全方位地進行權衡為宜，不可一葉障目。史前時期玉器距今一萬年前，具有產(chǎn)地分布的廣泛性、玉材種類的多樣性和用玉人群的復雜性的特點。夏商時期玉器以二里頭文化玉器為代表。而商代玉器種類頗豐，有禮器、儀仗（武器、工具、用具、裝飾品、藝術品和雜器七類，在造型上雖仍以幾何形體為主，但像生類漸趨增加，還出現(xiàn)了圓雕和仿青銅器的玉容器；至西周時期，玉器種類有儀仗用器（武器）、佩飾和葬玉（專門為下葬而制作的玉器）三大類，其中戈、戚、等儀仗用器呈現(xiàn)日趨減少的態(tài)勢，而璜、玦和各種象生形佩飾則愈來愈流行。造型以薄片狀為主，裝飾手法多用一面坡或一面坡配單陰線，有著簡潔、明快、瀟酒、飄逸的美感，與商殷玉器的莊嚴敦厚的藝術風格相比，呈現(xiàn)出輕盈清奇的藝術格調。從中國古代玉器的發(fā)展歷程來看，史前時期的玉器主要功能是作為溝通天地神靈的特殊器具而存在；夏商時期的玉器主要功能是作為象征權威神力的儀仗武器而存在；西周時期的玉器主要功能作為標識身份高低貴賤的佩飾而存在。

　　7月30日上午，我院故宮研究院鄭欣淼院長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故宮何以為學》。他認為，故宮學作為一門學科，有著獨立的、明確的研究對象，這一對象就是故宮實體。故宮的“實體”是現(xiàn)實背后的基礎性、本原性的東西，是獨立不變的實在。故宮文化作為以皇帝、皇權、皇宮為核心的皇家文化，皇權的至高無上，皇家文化的“大傳統(tǒng)”性質，宮廷收藏品的無與倫比及其重要的政治、文化意義，都使故宮及其藏品具有唯一性或經(jīng)典性的特征。從政治上講，故宮即是古代至高無上的皇帝威權的反映，也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和國家統(tǒng)一的重要象征，是一個政治符號。而宮廷既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藝術品的中心，有著大量珍貴的文物收藏。一般來說，這些收藏代表著當時社會文化藝術發(fā)展的最高水平。清代帝王重視文物收藏，特別是乾隆皇帝，更使宮廷收藏達到了極盛，清宮舊藏無比豐富精美，具有品級上、品類上、數(shù)量上的優(yōu)勢。故宮文化屬于大傳統(tǒng)，是上層的、主流的文化；故宮文化與民間文化相互影響；故宮文化也包括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國內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成果；故宮文化還有學術性特點。基于對故宮是個文化整體的認識，故宮學的學術概念才得以形成并提出。故宮文化是有生命的活的文化，故宮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是傳統(tǒng)的，也是現(xiàn)代；是歷史的，也是未來的。故宮的建筑、文物藏品與歷史文化的整體性，決定了故宮學研究中的綜合性特點，即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宮廷史跡這三方面作為相互聯(lián)系的整體研究。故宮學關于打破學科界限的要求正是幫助研究者總結實踐經(jīng)驗、提高理論認識的基本方法，它將開拓人們對單體文物研究的思路進入哲學化的思維方式即強調聯(lián)系與發(fā)展，進入美學化的思維方式即導向審美與評賞，進入歷史化的思維方式即注重社會與背景，并且擴展到對其他學科的認識。

　　7月30日下午，王亞民副院長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展覽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原則—故宮博物院展覽面面觀》。他認為，故宮是中華民族5000千文明的隨影，它承載著燦爛文明，傳承著歷史文化，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chǎn)。我們在保護、管理的同時，要加強研究和利用，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話，讓人們通過文物承載的歷史信息，記得起歷史滄桑，看得見歲月留痕，留的住文化根脈。展覽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原則，要走進人民，切近生活。展覽反映文物，不是通過概念對文物進行簡單擺放，而是通過文字、顏色、聲音、情節(jié)、畫面、圖像，尤其是情感等進行藝術再現(xiàn)。展覽還應該有開放、交流與服務等方面的內容，要全力打造面向社會、面向大眾傳播的展覽品牌。故宮的展覽，應該充分利用故宮的皇家建筑資源、文化資源、文物資源，提高展覽水平，提升展覽品質，從展覽的形式上形成故宮博物院特有的文化語言、設計語言、色彩語言、空間語言；以及注重傳播手段的創(chuàng)新，結合現(xiàn)代社會信息化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創(chuàng)新方法、拓展途徑，利用多媒體技術，開展綜合性、立體性的傳播，全方位向社會大眾講述“故宮故事”。

　　7月31日上午，我院李文儒研究館員在寶蘊樓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故宮文化的現(xiàn)代轉化》。他認為，故宮文化是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傳統(tǒng)文化不都包括在故宮文化里，但故宮文化無疑是帝制時代的核心文化、主導文化和主流文化。故宮文化、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最重要的是以現(xiàn)代理念而不是以傳統(tǒng)觀念看到故宮文化和傳統(tǒng)文化。過去的皇宮已經(jīng)轉化為現(xiàn)在的博物館，傳統(tǒng)帝制文化與現(xiàn)代公共文化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態(tài)。現(xiàn)在的故宮博物院，是引導人們理性認識帝制文化的“標本”，而不是讓人們崇拜皇權“明君”的“圣地”。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是人類無法回避的世界問題。經(jīng)過漫長歷史淘汰遺留至今的“文物”承載著既豐富復雜又難以言說的信息。博物館人面對難以言說的歷史挑戰(zhàn)，尤其是在傳統(tǒng)文化大紅大紫的當下，在追逐權力財富、拜權拜物拜寶、鑒寶藏寶國寶泛濫的當下，博物館人面對如何堅守博物館倫理、博物館文化價值、博物館文化自覺、博物館文化傳播價值導向的種種挑戰(zhàn)。我們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建設先進文化為方向，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以創(chuàng)造性轉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創(chuàng)造新輝煌為目標對待故宮文化，傳統(tǒng)文化。

　　7月31日下午，我院張志合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論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他認為，文化是社會人的內在行為和外在行為的規(guī)定性，我國的文化首先就是由文字構成，由文字形成語言，用語言承載我們的思想。中華文化在傳統(tǒng)社會留下來大量的著作，承載著文明，而文化又規(guī)定著我們的生活。有些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浪淘沙，過時了，但是還有很多東西歷久彌新，越來越有活力，為我們提供智慧，提供精神食糧，我們要從這里面去汲取營養(yǎng)，為我們的新時代，新的生活，提供更好地支持，這就是文化。現(xiàn)在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文化分為四大板塊，即中華文化，歐洲文化，中東文化和印度文化。中華文化，以我們中國人所生活的這個區(qū)域為中心，輻射到周邊的國家，他們都受中華文化影響，他們的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在某些方面都是比較接近的，所以這是一個文化圈。我國的歷史文化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講，一是思想文化，是哲學層面的東西；二是管理文化，是制度層面的東西；三是物態(tài)文化，即衣食住行的安排。

　　7月31日晚上，我所李文君副所長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紫禁城匾聯(lián)概述》。他認為，正大光明匾額，是順治皇帝的御筆，這也是目前紫禁城中現(xiàn)存的唯一一塊順治御筆匾額。匾額的具體題寫時間，因相關文獻缺乏，現(xiàn)在還不能判斷。現(xiàn)存的正大光明匾，是嘉慶二年（1797）重修乾清宮時，由太上皇乾隆按順治御筆原樣摹拓的，匾右側的小字首款說：“皇考世祖章皇帝御筆書‘正大光明’四字，結構蒼秀，超越古今，仰見圣神文武，精一執(zhí)中，發(fā)于揮毫之間，光昭日月，誠足媲美心傳。朕罔不時為欽若，敬摹勒石，垂諸永久，為子孫萬世法。康熙十五年正月吉旦恭跋。”鈐陽文“廣運之寶”。匾左側的小字尾款曰：“皇曾祖世祖章皇帝御書匾額，四字傳心，一中法守，義足以括典謨。皇族圣祖仁皇帝恭摹上石，跡藏御書處，茲法宮重建，敬謹摹拓，恭揭楹端，對越羹墻，用昭示萬葉云仍，其欽承無斁。乾隆六十二年孟冬月恭跋。” 鈐陽文“太上皇帝之寶”。據(jù)前后兩段跋文可知，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康熙帝親筆摹寫了順治御書“正大光明”四字，加跋語后，將其摹勒上石保存。嘉慶二年（1797）十月二十一日，乾清宮遭丙丁之厄，順治的御筆匾額也隨之一并焚毀。幸好有康熙摹寫的副本藏在御書處，據(jù)康熙摹本，太上皇乾隆才得以恢復了正大光明匾的原貌。到雍正朝時，正大光明匾的重要性提升了，這與秘密立儲制度的正式確立有關。另在清代的皇家宮苑中，除乾清宮順治的這方正大光明匾之外，還有其他五方正大光明匾，分別是：景山觀德殿康熙題正大光明匾，圓明園正殿雍正題正大光明匾，避暑山莊勤政殿、盛京崇政殿乾隆題正大光明匾，紫禁城養(yǎng)心殿咸豐題正大光明匾。這些正大光明匾，統(tǒng)統(tǒng)懸掛在宮苑里最主要的政務活動場所。題寫這些御筆匾額時，清帝都有明確的政治寓意與抱負，一面是繼承祖訓家法，一面是為自己的政治目的張本。小小的一方匾額，其承載范圍已遠遠超過自身，成為清帝們彰顯王化、寄情寓興的最佳選擇。

　　8月1日上午，我院晉宏逵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明代官式建筑特征》。他認為，官式建筑是相對于地方建筑和民間建筑而言的。明所繼承的主要是南宋以來的江浙文化傳統(tǒng)，形成了明初的南京官式。永樂建北京宮殿，南京官式遂北傳而成為北京的明官式。這是繼隋唐初、北宋初的南方建筑第三次北傳，形成一代新風，而北方金元建筑中的北宋官式遺風也從此在官式中消失。這一現(xiàn)象的證據(jù)是明代建筑中普遍使用順栿串，以后易名為隨梁枋或跨空枋。而其結果，使柱梁的聯(lián)系得到大大加強，于是斗拱體量大大縮小，平身科攢數(shù)成倍增加，斗口為模數(shù)的新模數(shù)制形成。宋、元以前的中國古建筑設計施工采用“以材為祖”的八等材材份模數(shù)制，到明代轉變?yōu)橐远房趯挒槟?shù)的斗口制，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也成為明代木結構官式建筑的根本特征。明代建筑網(wǎng)布置規(guī)整嚴謹；還有少量“減柱造”的平面布置方法。明代建筑檐柱與金柱還存在生起和“向心”的側腳兩種傳統(tǒng)做法，生起和側腳尺寸取值一般較宋、元為小。明清兩代的平身科斗拱較之宋元驟然増多，又由于斗拱用材尺寸的大幅度減小，斗拱對于建筑構架的力學作用較之以前發(fā)生了重大変化。

　　8月1日下午，單霽翔院長在院報告廳為全體學員講解《堅持文化自信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忠實守望者》。他認為，2020年對于故宮和故宮博物院來說極具象征意義和實質意義。他運用詳實的案例、數(shù)據(jù)，展示數(shù)百張珍貴歷史圖片，向大家詳細介紹了故宮博物院的歷史沿革、珍藏文物、古建筑修繕、“平安故宮”工程等內容。同時，單院長認為，目前故宮博物院還在不斷開辟新的展廳，增加展示文物的數(shù)量和質量，提升展覽效果；開放區(qū)域不斷擴大，觀眾服務水平也要隨之提升，信息傳遞更要及時、有效，讓公眾第一時間了解故宮博物院的各項服務信息和工作進展；不斷推出的App應用，也是“數(shù)字故宮”建筑中的一個重要內容；故宮博物院也是文化研究機構，并于2013年成立了故宮學院；故宮文化的傳播僅靠一己之力遠遠不夠，因此故宮博物院注重強強聯(lián)合，尋求多元合作伙伴，不斷把世界各國博物館的優(yōu)秀展覽引入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豐富多彩的展覽也經(jīng)常走向世界各地的博物館。他希望經(jīng)過努力，在兩年之后，紫禁城的600歲生日之時，故宮古建筑整體保護修繕工程和“平安故宮”工程雙雙竣工，實現(xiàn)“把壯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給下一個600年”。

　　8月2日上午，我院王連起研究館員在科研處會議室為全體學員講解《古書畫鑒定問題綜述》。他認為，中國古書畫鑒定方法，只有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具體到書畫鑒定——識真，才能辨?zhèn)巍１鎮(zhèn)蔚幕A是識真。辨?zhèn)蔚倪^程是對各種作偽手段的準確認識。辯偽要有嚴格謹慎的態(tài)度。張珩先生曾講過：“一個書畫鑒定者所接觸的文物主要是傳世之品，就更必須對偽品用心研究了，所謂既想知真，必須知假。不能知假，亦難辨真。”有了真的作樣板，才可以比較出假的所以假。徐邦達先生沒有具體講識真和辨?zhèn)文膫€更重要，但在《古書畫鑒定概論》一書第一章“總論”之后，特辟一章，“各時代重要的書畫家和作品簡述”，實際上就是講書法史和繪畫史，并通過作品分析時代的藝術風格和每位書畫家個人的藝術風格特征，讓人面對所見書畫時，記憶中即腦子里有相對作者作品面貌的樣板，其書法和繪畫史的認知是放在開始進行鑒定工作的面前的。因此，徐先生是“識真才能辨?zhèn)?rdquo;論者。

　　結業(yè)儀式上，院紀委書記朱鴻文做了簡要發(fā)言。她肯定了這屆講習班取得的各項成果，鼓勵參加講習班的高校教師們把故宮學術和文化帶回家，加強與故宮博物院的學術交流合作，為推進故宮學學術進步貢獻力量。朱鴻文與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章宏偉一并為講習班頒發(fā)結業(yè)證書。
為表達在此次故宮學高校教師講習班獲得的碩果及對主辦方的感激之情，本期全體學員還制作了“悉心呵護大美紫禁城，代代相傳廣博故宮學”的錦旗贈送主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