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康熙兩立兩廢太子談起。胤礽“以重萬年之統、以系四海之心”，康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被冊立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以“絕無忠君愛父之念”等罪名初次被廢。同年十一月，康熙命滿漢大臣推舉太子人選，又稱“諸阿哥有鉆營謀為皇太子者，即為國之賊也。”而在四十八年三月初日再度冊立胤礽，三年后，五十一年十月初一再次廢太子。此后大臣奏請冊立皇太子，康熙并無再立儲，從史料文獻中記載“十年以來，朕將所行之事、所存之心，俱書寫封固，仍未告竣。立儲大事，朕豈忘耶？”“每覽老臣奏疏乞休，未嘗不為流涕！爾等有退休之時，朕何地可休息耶？”等，康熙并無立儲之心。在二廢太子的同時又對其他子嗣大家封賞，如胤祉為誠親王、胤禛為雍親王、胤褆為貝子等，可以看出皇權神圣不可侵犯，儲權只能服從于皇權，二者不可調和。

　　關于篡立說，孟森《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世稱康熙諸子奪嫡，為清代一大案，因將世宗之嗣位，與雍正間之戮諸弟，張皇年羹堯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為一事，遂墜入五里霧中，莫能了其實狀。”王鐘翰《清世宗奪嫡考》“年、隆之不可容，卒致或誅或禁，固有種種釁端；而非慮當初密謀，留為他日話柄，又何必過為已甚？凡此皆可作篡立之最好證據也。故分言之，則篡立為一事，阿、塞為一事，年、隆又為一事；合言之，則前者為主，后二者為余波。必合而考之，其事始明，其跡自顯。”中皆有實據。

　　在雍正繼位的探討中，董老師就遺詔的相關問題提出個人觀點，即雍正繼位是合法的。之前學界的一種說法是雍正篡改遺詔繼位，將“十”改為“于”。但問題不是如此簡單，在康熙四十七年的奏折朱批中“凡地方大小事關於民情者，必須奏閱”，而在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蘇州織造李煦奏折的朱批中“特賜御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于宋犖。”康熙寫的是“于”而不是“於”，宋犖所上謝恩奏折中抄錄此話，寫的也是“于”。說明大臣也是完全認可這個“于”字的。這意味著，改“十”為“于”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雍正若是依據篡改過的遺詔繼位，那這就是他即位的憑據，是第一等證據，當有人質疑他繼位合法性時，他可以再度公之于天下；即便是雍正將篡改的遺詔銷毀了，以后當他感到到需要時，完全可以再做一份出來。事實上雍正任何場合講自己繼位情況時，從未說起過這種遺詔。還有，雍正繼位后，實行了中國歷史從未有過的秘密立儲的做法，若他真的是經篡改遺詔而得到皇位的，那么他的這種事先寫好接班人的立儲形式，也為不法之徒提供了最好的篡改機會。所以篡改遺詔的說法不能成立。

　　隆科多是雍正繼位過程中必須探討的人物。許曾重先生就認為其中記述的隆科多與七位皇子面承末命，也就是聽康熙口述傳位遺詔一事，是雍正論證其繼承皇位合法性的“唯一根據”。從孟森先生以來，不少學者都對此做過努力，比如楊啟樵先生經考察得出結論：步軍統領與護駕無關，隆科多始終未帶一兵一卒闖入暢春園，諸皇子從未受到隆武力威脅。董建中老師認為，隆科多要同時滿足五個條件：一，他在大統授受現場；二，他無力掌控場面；三，他與胤禛無密切關系；四，他位居顧命大臣，沒有篡改康熙帝所指定接班人選的必要；五，他既是康熙帝的“忠臣”也是胤禛的“功臣”。那么，結論只有一個，那就是隆科多忠實地傳達了康熙立雍正為帝的遺命。

　　董建中老師還用了臺灣學者李學智先生收藏的滿文《上諭檔冊》中的康熙遺言：“……雍親王第四阿哥人……尊貴……我……很像……大統……把……交付……能……我……繼位……坐說了。”此為滿文的漢文直譯，也就是：“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即皇帝位。”如果檔冊為真，那么這道滿文上諭，就是雍正合法繼位的最直接證據。可是有學者引用了它，卻又說缺失了由誰繼位的記載。董老師強調說，有了材料與邏輯還不夠，研究者還要盡量拋開入主之見。

　　董老師多年來潛心鉆研清宮史，積累和搜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將文物與史料文獻結合，從歷史信息的碎片中逐步抽絲剝繭，充分使用史料文獻證據，運用各種背景和人物知識，得出的結論論之有據、言之有理，公正客觀，這樣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論證方法，是值得我們每位研究工作者學習和借鑒的。并且，董建中老師講座中能夠以幽默風趣的語言，縝密詳實的邏輯分析，為我們展現了雍正繼位合法性。使現場觀眾意猶未盡，會后與董老師展開熱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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