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25日上午，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尹一梅老師作題為“碑帖拓本知識與清宮御書處鐫碑刻帖案例解說”的專題講座。尹一梅，1980年供職于故宮博物院，先后在保管部、古書畫部、研究室從事碑帖保管、鑒定、陳列與研究工作。從師馬子云先生，參加了整理、鑒定故宮庋藏碑帖及為地方博物館鑒定碑帖工作。長期從事碑帖研究，擔任《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懋勤殿本淳化閣帖》《石渠寶笈精選配圖版·故宮博物院碑帖卷》主編。發(fā)表了《談<淳化閣帖>“銀錠紋”問題》《浙圖藏閣帖和<懋勤殿本>閣帖》《清御書處鐫碑刻帖事務述略》《<三希堂法帖>刊事雜考》《<敬勝齋法帖>考》《“正大光明”匾辨析》等研究性論文五十余篇。多次應邀參加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博物館、文物出版社組織的碑帖、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并在會議上宣讀論文。參加了香港研究資助局贊助、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宋拓《淳化閣帖》綜合研究”計劃等科研課題。主持了故宮博物院“朱翼盫先生捐獻文物精品展”“蘭亭珍拓展”等碑帖部分展覽。

主講人尹一梅老師

該講座為“古梅講壇”第四講。故宮博物院古梅計劃得到香港賽馬會全力支持，公益慈善研究院獨家捐助，在此特別鳴謝！

此次講座由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研究館員楊麗麗老師主持，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院主辦，故宮學研究院、數(shù)字與信息部承辦。講座在故宮文化資產(chǎn)數(shù)字化應用研究所（數(shù)字所演播廳）舉行，來自院內外50余名聽眾現(xiàn)場聽取了講座。

講座現(xiàn)場

講座伊始，尹老師首先介紹碑帖的基礎知識。碑帖雖作為一個詞匯使用，但碑和帖是有嚴格區(qū)分的。原始的碑，主要是在宮廟中拴牲口、看日影識陰陽，或者下葬時使用。帖，包含的內容廣泛，五代北宋以后刻于石木之上以供傳拓的是刻帖。傳拓的拓本亦稱為帖或法帖。

碑多為長方形的立石，重在金石學價值和書法藝術。帖通常是橫石，內容是刻帖者認為值得留傳、推廣的書跡，重在書法價值。碑帖并稱是從研習書法角度著眼。

碑帖拓本又被稱為“黑老虎”，主要是因為其顏色黑、價值高、分量重且制假手法多樣，容易“傷人”。

碑帖是歷史資料、文學資料、文字學資料的載體，同時具有書法價值和石刻研究價值。碑帖也有相當?shù)慕?jīng)濟價值，如唐代虞世南所書《孔子廟堂碑》的原石拓本，在宋代就“千兩黃金”也難買到了。清乾嘉時期，金石考據(jù)學大興，碑帖拓本為文人墨客推重，價格有時高于其他類藏品，用書畫名作交換碑帖拓本的情況也時有發(fā)生。

接下來尹老師講到碑帖的分類。碑刻主要包括刻石、碑、墓志、摩崖、石闕、造像題記和石經(jīng)等。刻帖分為叢帖和單帖。

刻石，即漢代之前的石刻，也稱為“碣”。現(xiàn)在流傳下來著名者有戰(zhàn)國（秦）石鼓、《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等。

石鼓

碑刻，從內容上講分為墓碑、功德碑和記事碑三種。墓碑，主要記載死者祖宗家事、個人品德和生前事跡等，如漢《張壽碑》《尹宙碑》等。功德碑，主要為碑主歌功頌德，如東漢《敦煌太守裴岑記功碑》。記事碑，通常立于宮殿、廟宇、石塔、橋梁等建筑前，記述其興建因由、何人主持、建造過程、規(guī)模程度等等，如隋《龍藏寺碑》、唐《九成宮醴泉銘》等。現(xiàn)所見最早的碑刻拓本是敦煌藏經(jīng)洞中發(fā)現(xiàn)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溫泉銘》，同時還有歐陽詢《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銘》和柳公權《金剛經(jīng)》等。

墓志，是為表達對亡人的哀悼和懷念，埋入墓壙的石刻。以前認為建安十年（205）曹操下令禁止厚葬立碑，晉武帝咸寧四年（278）下詔重申碑禁，因此把刻石埋到地下從魏晉開始。現(xiàn)有出土的《賈武仲妻馬姜墓志》（延平元年，106）等為證，可知漢代已經(jīng)有埋幽的習俗。

摩崖，在漢代內容多是記敘修通棧道的，如《鄐君開通褒斜道摩崖》《西狹頌》等。唐宋后，多為山水佳景處的詩人題詠、題名。

石闕，興盛于漢，是宮殿、祠廟和陵墓前的建筑物，有單闕、雙闕、子母闕等。闕是建筑中的裝飾，一般刻有銘文，記官旨記官爵、功績及重要事情等。也有為表達對山神的崇拜而建的石闕，如“嵩山三闕”（太室石闕、少室石闕、開母石闕）。

造像題記，一般附刻于石窟佛龕的預留之處，內容通常是表達造像者祈福消災的祈愿。以龍門石窟的“龍門二十品”為代表。其書法兼隸楷二體神韻，端莊大方、剛健質樸，是北魏時期書法藝術的精華。

龍門二十品之始平公造像記

石經(jīng)，是刻于石上以便流傳的儒家經(jīng)籍和釋道經(jīng)典。漢時《周易》《尚書》《詩經(jīng)》《儀禮》《春秋》等先秦經(jīng)典因輾轉轉抄，多有謬誤。東漢熹平四年（175），漢靈帝在蔡邕等人建議下，訂正各經(jīng)文字，刻石立在洛陽太學前，以供取正，即為我國最早的官定儒家經(jīng)本——《熹平石經(jīng)》。

刻帖按照編輯體例，可分為叢帖和單帖。叢帖是將多人的書跡、信札等收集起來鐫刻，如《淳化閣帖》《大觀帖》《群玉堂帖》《三希堂法帖》等等。單帖則獨立成篇，如《蘭亭序》《洛神賦十三行》《麻姑仙壇記》《千字文》等等。

有人將“碑帖”涵蓋內容擴展，認為凡能拓下來的錢幣、金石拓片（青銅器銘文、立體器形、瓦當、硯臺、玉器）圖案等皆屬于碑帖，其實這與金石學家界定的“碑帖”有區(qū)別，只是拓本而已。

接下來尹老師介紹制作碑帖拓本的相關內容。碑帖拓本的墨色分為濃墨和淡墨。拓法分為撲拓和擦拓。濃墨拓通常用撲拓手法，“烏金拓”黑光閃亮，可鑒人影，就是濃墨拓的一種。淡墨拓，撲拓、擦拓均可。“蟬翼拓”著墨清淡而均勻，如“淡云籠月”，是淡墨拓的一種效果。

烏金拓

碑帖的上石方式分為書丹上石和摹勒上石。前者是書者寫朱字于石上以備鐫刻，宋元以前碑刻多用此法。后者是將碑文書寫于紙上，然后用透明紙復寫，再釘朱，最后刻石。

接著尹老師講到關于碑帖鑒定的內容。碑帖拓本有重刻、翻刻、偽刻。重刻是明著告訴別人此碑或帖是重新鐫刻的。翻刻，主要是因為真本稀少，因此翻刻拓出，甚至故意做舊以充真本。偽刻則是帖鋪子為賺錢而偽造之本。

碑帖鑒定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比勘。通過對不同拓本的石花、文字進行比較，鑒定真?zhèn)魏驮缤怼Ｈ纭抖鄬毸返乃瓮嘏c翻刻，宋拓本用筆豐厚遒美，铓鎩宛然，翻刻則臃腫無神；細節(jié)處宋拓“趙思偘”的“思”字有牽絲，翻刻則無牽絲。

《多寶塔》宋拓

《多寶塔》翻刻

避諱是碑帖鑒定的另一個重要依據(jù)。碑帖中的避諱可分為原刻避諱和后改避諱。原刻避諱是在書寫時就將要避之字缺筆或空字處理。后改避諱是刻石、帖版鐫畢后，后人根據(jù)當時的避諱需求再增添、改動避諱文字。如唐永徽四年（635）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中“垂拱而治”的“治”字缺末一橫筆，避高宗李治諱。至清康熙年間，“治”字添刻末筆，同時為避康熙帝玄燁諱，又將“玄”字的末點磨去。原刻避諱可斷定鐫刻的年代，后改避諱可斷定添改的年代及拓本的最早年代，對考證都有很大幫助。

在碑帖版本研究中，甚至刻錯了也是考證依據(jù)。如《真賞齋帖》火前本袁泰刻跋的第10行和第11行文字鐫刻顛倒，火后本將兩行位置更正過來。后世可據(jù)此判斷拓本的早晚。

講座的最后一部分是清宮御書處鐫碑刻帖案例解說。尹老師講到，故宮收藏有碑帖拓本近3萬件，其中有5000余件是1949年以前故宮收藏的，絕大部分是清代宮廷的拓本。清宮收藏的宋、明拓本較少，清代宮廷御制與大臣敬獻的當朝拓本占絕大多數(shù)。

清代宮廷御制拓本，刻帖、詩文、訓諭、聯(lián)句、佛經(jīng)、佛偈、佛像等占多數(shù)，主要用于陳設、頒賜。清代宮廷鐫碑刻帖由內務府下屬的御書處辦理。御書處位于南熏殿西側，下設刻字作、墨作、裱作和墨刻作，有工匠一百余人。

清代帝王喜好刻帖，故宮收藏的各種叢帖、單帖及聯(lián)句詩、御制詩文等有幾百種，其中清代宮廷鐫刊的叢帖有20多種。其中《三希堂法帖》是乾隆時期鐫刻較早的一部大型叢帖，有些刊刻中的成例是由此部帖開始的。

乾隆十二年（1747）高宗特諭，由梁詩正、汪由敦、蔣浦等大臣從內府編纂的《石渠寶笈》一書中選取了魏晉至明末一百三十多位名家的三百多件作品，題跋二百多段，印章一千六百余方，鐫刻了大型叢帖《三希堂法帖》。刻帖完工后，乾隆十八年（1753）在北海建造閱古樓將帖石嵌入。

尹老師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在《三希堂法帖》的鐫刻過程中使用有油條。油條即從墨跡底本上雙鉤下來的字樣，附在石頭上“釘朱”，由此將字跡印在石版上用以鐫刻。所用之紙先涂上一層蜂蠟，用熨斗烤勻，紙質變硬后如同經(jīng)油浸過。為雙鉤和上石時方便，經(jīng)常將紙裁成條狀，故名“油條”。施力“釘朱”上石的油條，會有損壞，以往刻石完成后要拓出一份拓片與墨跡對照，如有不妥處再修正石版。但《三希堂法帖》選用了大量歷代名家書跡，這些宮中寶藏不宜取出用于核對，因此大臣上折擬再鉤油條一份，以備核對之用。檔案資料可以證明，首次雙鉤油條的人員，是懋勤殿寫字優(yōu)秀的大臣。有些油條，特別是大型叢帖，會有備份，備份油條由御書處管理的人員照第一份油條摹出。

《三希堂法帖》的油條現(xiàn)已無處覓尋，現(xiàn)有的實證是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欽定重刻淳化閣帖》的油條。《欽定重刻閣帖》的油條，可以證明清宮鐫刻的大型叢帖，尤其是集前人墨跡而刻的，由《三希堂法帖》開始，鉤有兩份油條。《三希堂法帖》“油條”備份對清宮鐫碑刻帖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

油條實證

《三希堂法帖》鐫刻后有改動，如卷十八的尾部刻有一段大臣彭元瑞奉敕題跋趙孟頫書《衛(wèi)宜人墓志》。衛(wèi)宜人（1363）卒，此時趙孟頫已去世四十一年，可知《衛(wèi)宜人墓志》的趙孟頫名款為后人妄增。彭元瑞題跋的時間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但并非有此跋的拓本就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所作。和沒有彭跋的版本對比可知，卷十八末帖《歸去來辭》的最后兩行連同彭元瑞題跋都是重新鐫刻的。

北海閱古樓的《三希堂法帖》帖石現(xiàn)共四百九十五塊，其中包括乾隆帝的《三希堂法帖序》、“煙云盡態(tài)”題字、甲戌題詩、跋尾、大臣職名等。但故宮藏清宮遺存拓本并沒有“煙云盡態(tài)”題字和甲戌題詩，也沒有花邊裝飾。這些應為道光十九年（1839）修整閱古樓時加刻的。清代宮廷鐫刻的大型叢帖的增刻、補刻和替換現(xiàn)象，不僅見于《三希堂法帖》，《敬勝齋法帖》以及康熙時期鐫刻的《懋勤殿法帖》也是如此。

道光時加刻后的《三希堂法帖》

講座完成后，故宮學研究院研究館員楊麗麗老師對講座進行了總結和點評：聽罷講座，強烈感受到碑帖傳拓實踐對于碑帖研究的重要性，就像書畫鑒定離不開書畫實踐一樣。通過傳拓實踐，可以深入地體會每一件碑帖中的用心之處。本次講座首先全面介紹了碑帖的基礎知識，包括碑帖的分類和代表作品，研究和鑒定碑帖的基本方法。第二部分以《三希堂法帖》為研究個案，介紹了清宮內務府御書處鐫刻碑帖的各項事務和程序。比如鐫刻大型叢帖時使用的油條、石料的選擇以及相對應的活計檔等等。我們從中可以了解到清代宮廷對于碑帖的重視、保護、利用以及帝王的喜好。這項研究個案將文獻考據(jù)與實物相結合，充分體現(xiàn)了故宮博物院的研究特色。在碑帖的個案解讀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碑帖具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為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以及書法史等學科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同時，碑帖研究也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需要具備多學科的豐富知識。這次講座還系統(tǒng)地展示了大量的文物圖片，使我們在聆聽的過程當中也享受到一場視覺盛宴，感受到了碑帖特有的既深沉古樸又生動鮮活的魅力。

在現(xiàn)場提問環(huán)節(jié)，聽眾就雙語或多語碑刻等問題與尹老師進行了交流。講座結束后，多位聽眾意猶未盡，紛紛上前和尹老師就其他相關問題繼續(xù)進行了溝通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