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先生紀念座談會暨《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首發式于2016年9月21日在故宮博物院建福宮敬勝齋舉行。會議由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及故宮出版社共同主辦。
　　張忠培先生曾這樣評價梁思永先生，他說“梁思永先生是中國考古學的一位‘巨星’，是中國考古學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考古事業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本次活動伊始，張忠培先生首先作了發言。
　　張忠培先生曾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以安特生為代表的肇始期、以梁思永為代表的形成期和以蘇秉琦為代表的成熟期。他認為，中國考古學之所以成為中國考古學，梁先生是重要的奠基人。張先生指出，學習梁思永先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我們要利用國外的理論方法視角思考中國的問題，要走中國實際的道路。同時，又不能走教條主義的道路，不能忽略中國考古學的材料去學習外國考古學理論。堅持走梁先生的道路，就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道路，把中國考古學推向前進。張先生也將《思文永在》這本書推薦給了大家，希望大家能夠向梁思永先生學習。
　　單霽翔院長指出，張先生的發言回顧了中國考古學的歷程，使我們深受啟發。從安特生到梁思永再到蘇秉琦，中國考古學走出了一條獨立的、系統的考古學研究道路，這也為中國其他學科如何走中國特色道路提供了一個樣本。梁思永先生作為中國考古學的奠基人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堅持走實事求是的道路。正如張忠培先生所說，今天我們紀念梁思永先生，一定要強調現實意義。為何在客觀條件較好的今天，我們的學術研究反而比那個年代更加浮躁了？我們應該學習梁思永先生的境界，學習他為了學術發展一往無前的精神。我們要把梁思永先生的精神繼承下來，傳播出去。
　　張忠培先生對于中國考古學、綜合性博物館的發展以及故宮博物院的學術研究面貌均具有奠基性的意義。在張先生的指導下，故宮研究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又是第一個成立的研究所?，F在，故宮內的動土工程必須經過考古勘查，我們也因此發現了一批重要的遺跡。同樣地，對于古建修繕，我們也改變了工作方式，走故宮特色的道路，讓建筑考古、古建學術研究走在修繕的前面。對于可移動文物的修復也是如此，文物修復不再是“修復廠”式的修復，而是“全面體檢”式的合作研究修復。如此，文物才有了生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鞏文代王巍所長、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以及《思文永在——我的父親考古學家梁思永》一書的作者梁柏有分別發言。梁柏有先生表示，通過寫這本書，希望讓大家了解到梁思永先生短暫的一生。感謝所有為本書付出努力的人們，同時感謝故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首發式過后，是梁思永先生紀念座談會。
　　座談會上，二十余位考古學領域的專家學者相繼發言，大家共同追憶梁思永先生、學習探討先生的思想與理論。
北京大學文博考古學院院長杭侃談到，一切學術史都是思想史。閱讀著作，要學習梁思永先生的思想。
　　新華社國際部高級記者，同時也是梁思成女兒的梁再冰先生回憶起梁思永先生考察昂昂溪遺址，是在東北非常寒冷的氣候條件下，去進行調查發掘。在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身上，她看到了吃苦耐勞、拼搏、奮斗的精神。讀這部著作，使她真正更加了解梁思永先生在考古學上的貢獻。
　　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柴曉明主任認為梁先生的精神在現在的社會條件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現實意義。水下中心的工作，也需要這樣的精神。
　　中央美院的彭鴻遠教授從家史的角度回顧了梁先生及家人的往事。彭教授與本書的作者及書籍出版均頗有淵源，也為書的出版付出了許多努力。
　　中國人民大學魏堅教授認為《思文永在》極具可讀性。他表示，梁思永先生在后崗的發掘，是中國考古學走向成熟的開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梁先生的后人講述了梁先生的精神品質，這是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的，并應該傳遞給下一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員指出，梁先生的地層學思想并不簡單，是在多次實踐中不斷摸索總結出來的。梁先生提出的三疊層關注了包含物，將地層學理論化。提及現實意義，他認為我們不能夠完全依賴科技手段，應該更加沉穩的去研究、思索關于地層學與類型學這類基礎理論，將先生的思想和理論傳承發揚下去。
　　此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鞏文、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孔德銘、黑龍江考古研究所張偉、廣東省考古研究所曹勁、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喬梁、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部楊林、江蘇省考古所張雪菲、山西省考古所田建文、山東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超、遼寧考古所李新全、浙江省考古所鄭建明、四川省考古所萬嬌、貴州省考古所張合榮、廣東省考古所韓維榮、南京市考古所祁海寧、良渚博物院馬東峰分別進行了發言。專家學者們均對梁先生地層學、類型學的理論與精神進行了回顧，結合本地的相關考古工作，表示應該學習梁思永先生的精神，繼承梁先生的理論，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的去做工作。
　　座談會最后，故宮考古研究所所長李季從學業、學風、學史幾個角度進行了總結發言。他指出，隨著時間的流逝，老先生們的價值更加顯現。時代不同，我們有了更開闊的視野、更充足的資金和更高級的科技手段。但是我們仍然要腳踏實地，關注基礎理論的研究與探討，不忘初心，努力使中國考古學走出蘇秉琦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