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10至11日，由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中心、中國考古學會宋遼金元明清考古專業委員會、北京大學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所、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聯合主辦的“陶瓷考古與藝術”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召開，來自全國近二十家高校和科研單位的五十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論壇，其中十九位學者進行了學術發言。論壇議題主要集中于中國古陶瓷的生產組織形態和技術傳播、國內市場與海外流布、考古發掘新資料和新動向、圖像考據、歷史文化因素溯源、科技檢測新成果等方面。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云岡研究院院長、山西大學副校長杭侃教授以《私情與市場：長沙窯詩文別解》為題，首先對私情與市場的定義予以闡發，以此為前提，對長沙窯瓷器上所書的百余首唐詩進行了梳理，指出這些詩歌多出自底層文人或者工匠之手，內容涉及閨情、風情、開悟、道德、飲酒、邊塞、游戲等，然后聚焦于“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一詩，結合長沙窯瓷詩多表達時代共情與風潮的共同特點，認為該詩描寫的并非男女私情，而是面向流通市場和公共空間，表現少長相惜的友情。

 

云岡研究院院長、山西大學副校長杭侃教授發言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周少華教授的報告《唐詩?唐窯?唐人情懷》，從“唐詩”“唐窯”和“唐人”的研究入手，選擇唐代典型的瓷窯“越窯”與“長沙窯”為例，以唐人詩文中的“秘色越器”和“長沙窯”器物上的唐人詩文為研究對象，探討唐代人賦予陶瓷器物的文化內涵和唐瓷作品所承載和表達的唐人情懷。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周少華教授發言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丁鵬勃研究員以《明代陛辭圖研究》為題，從中國國家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大英博物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所謂“北京宮城圖”出發，分析了之前學界對該類建筑畫主題的考證過程和觀點，并將大英博物館收藏的明嘉靖銘文青花瓷板與之對比，通過對瓷板銘文和繪畫的分析，結合文獻對明代考滿法、考察法的記載，認為其描繪的為明官員陛辭的場景，因此應該命名為“陛辭圖”。至于瓷板，應是當時官員訂燒的景德鎮民窯產品，鑲嵌后作為案頭插屏使用。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館長丁鵬勃研究員發言

　　中國藝術研究院工藝美術研究所牟曉林副研究員以《中國瓷器上的船只圖像研究—以16至18世紀外銷瓷為中心》為題，著重探討16至18世紀中國外銷瓷上的船只圖像，從產地、裝飾風格、圖像來源、文化淵源等角度對相關問題予以分析，進而探討其背后的文化、技術因素。

中國藝術研究院工藝美術研究所牟曉林副研究員發言

　　北京大學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所所長秦大樹教授以《白瓷生產技術的南傳與青白瓷生產的區域性》為題，認為白瓷生產技藝的南傳與定窯王氏義武軍的再次入藩密切相關。義武軍節度再次入藩后迅速強大，打壓邢窯，使邢窯迅速衰落，并以高檔定窯白瓷作為與南方重要節鎮交流貿易的物品。這些行為促成了白瓷生產技藝的南傳。南傳的白瓷技藝首先出現在長江的沿江地區，隨后景德鎮在白瓷生產工藝上進行了改良，生產出青白瓷。以景德鎮為中心的青白瓷生產不斷發展、繁盛，生產區域向西擴展到廣西，向東擴展到浙江的杭嘉湖地區。也有少量影響通過贛江傳播到閩北地區。在白瓷技藝南傳過程中，部分影響從北方直達廣州和潮州一帶，在這里開始生產具有閩廣地區特點的白瓷器，并向北傳播到福建。

 

北京大學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所所長秦大樹教授發言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王小蒙研究員以《兩種模式的唐三彩生產》為題，認為鞏縣、黃堡等地發現的三彩窯，與醴泉坊窯乃至唐長安東市發現的三彩窯生產模式不同，前者為資源密集型，可稱為第一種模式，后者為市場密集型，可稱為第二種模式。兩種生產模式的唐三彩生產其實是瓷器和陶器的生產方式在唐三彩生產上的體現。瓷器和陶器生產方式的區別，主要緣于原料來源的不同，而唐三彩的這兩種生產模式，除原料的因素，還有大宗產品的種類、功用上的差異，第一種模式的唐三彩窯產品以瓷土制胎的唐三彩器皿為主，典型意義的唐三彩器就是在第一種模式的唐三彩窯里出現的，這類窯直接承襲了北齊的二彩工藝技術，這些唐三彩器除部分用做隨葬，有較多實用器，尤其中晚唐后，用做實用器的比例大幅上升。第二種模式的唐三彩以隨葬品、尤其唐三彩俑的生產為主，同時生產作為隨葬品的陶土胎唐三彩器，這種模式唐三彩生產的加入，使唐三彩生產走向鼎盛。

 

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王小蒙研究員發言

故宮博物院翟毅副研究館員以《拉斯海馬考古出土陶瓷器淺析》為題，結合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在阿聯酋拉斯海馬酋長國整理當地館藏以及最新考古發掘出土陶瓷情況、科技檢測成果，簡要介紹當地中國外銷瓷的特點、其對當地以及波斯灣地區陶瓷業發展的影響；并以拉斯海馬考古項目為例，分析了中國陶瓷考古在海外考古發掘中的應用和價值。

 

故宮博物院翟毅副研究館員發言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中心趙夢研究員以《古陶瓷在藝術創作中的探索》為題，對他在推動當代藝術與中國古代陶瓷器傳統互動、結合等方面所進行的實踐進行了介紹。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中心趙夢研究員發言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系主任劉朝暉教授以《克拉克瓷器的再探討——以中國國內消費市場為中心》為題，對江西墓葬、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城址、故宮南大庫瓷器埋藏坑、山西太原晉王府、江西鄱陽縣淮王府、明清廣東承宣布政使司署等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器進行整理，并關注到傳世品中帶官窯款的克拉克瓷器等特殊品種，重新審視和探討了克拉克瓷器的國內消費問題。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副系主任劉朝暉教授發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崔劍鋒副教授以《市場導向的技術多元——南宋時期景德鎮制瓷工業科技考古觀察》為題，通過對上海青龍鎮、湖州凡石橋、景德鎮落馬橋等地出土的南宋晚期米黃釉、青白瓷等進行科技分析，發現景德鎮南宋時期窯業生產非常注重緊跟市場。并可根據市場需求調整技術，從而生產出多元產品，進而擴大銷路。主要表現在：1.青白瓷產量、銷量最大，同時技術也最為成熟，因此雖然各地多有仿燒景德鎮青白瓷者，但是質量仍以景德鎮為魁。2.定窯衰落，景德鎮窯廠仿燒出以假亂真的“南定”，從而開辟出新的銷售市場。3.米黃釉瓷器則是針對“浙之東西”定點投放的產品，雖然很多米黃釉明顯生燒、開片嚴重，但是這應該是景德鎮窯工針對這類產品研發的“燒制技術”，只有通過這種方法才能讓以燒還原焰的龍窯燒出氧化焰的效果，因此米黃釉瓷器并不是技術不成熟的表現，而是有意為之。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崔劍鋒副教授發言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任志錄研究員以《大唐之色：南青北白》為題，認為隋朝北方邢窯、鞏縣窯出現了釉面細潤不開碎片的精細白瓷，受此技術的鼓舞，北方白瓷持續發展至初唐、盛中唐，并且上貢朝廷；又正是在朝廷所確立的樣式白瓷促使下，南方的越窯青瓷突破瓶頸，終于在中唐至晚唐生產出精細青瓷，也就是秘色瓷，入貢朝廷，從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

 

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任志錄研究員發言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溫睿教授以《復色釉惑—從甘泉復色釉陶器看早期低溫鉛釉陶發展的相關問題》為題，通過LA——ICP——MS、EPMA、EDXRF、pXRF、顯微拉曼光譜、偏光顯微分析、微區X射線衍射、掃描電鏡等方法，對陜西省延安市甘泉縣出土的一批漢代釉陶器進行檢測分析，結果顯示這批釉陶器均為低溫鉛釉陶器，絕大多數復色釉陶器中以高鉛釉作為紅、黃、棕色基釉，而綠色、藍色等裝飾釉則為鉛鋇釉，屬于二元鉛釉陶器。另外，還發現有整體均施以鉛鋇釉的釉陶器，這是目前我國首次成批量發現的漢代鉛鋇釉陶器。復色釉陶的多色裝飾風格與釉料技術體系可能受本土起源的鉛釉陶器與“西來”蜻蜓眼玻璃影響下的中國鉛鋇玻璃技術共同影響。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副院長溫睿教授發言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楊軍研究員以《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陶瓷器的初步研究》為題，指出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出土的300余件陶瓷器，紀年明確，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海昏侯墓園出土的陶瓷器按質地可分為陶、青瓷與漆皮陶三類,其中，原始青瓷約占隨葬陶瓷器的32％。海昏侯墓出土的原始青瓷是先秦吳、越、楚地原始青瓷在西漢得以重生、發展的反映，是漢文化在百越舊地確立了統治地位后，和百越文化相互融合的例證。有關所屬窯口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楊軍研究員發言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翁彥俊以《御窯廠圍墻遺跡的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探討》為題，以3段御窯廠圍墻遺跡清理的介紹為切入點，對御窯廠四至、圍墻起建和使用年代、官民窯關系等問題的予以討論。

 

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翁彥俊發言

　　湖南師范大學李建毛教授以《城市遺址陶瓷考古面面觀》為題，指出，通過城市遺址中出土的陶瓷器標本進行研究，我們可以獲得以下信息：各窯口產品在該城市的市場占有率，以及不同時代各窯口所占比例的變化；各窯口投放在該城市產品的高低檔次，不同城市出土同一場窯產品質量檔次之間的差異，城市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同一城市不同地點住民的貧富差異；陶瓷的使用痕跡及廢棄過程。

 

湖南師范大學李建毛教授發言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袁泉副教授以《稽古達變：宋元墓葬仿古陶瓷器的再思》為題，以宋元墓葬出土陶瓷器為基礎，探析其中仿古瓷器的組合樣態及范式來源，進而探討陶瓷入祭背后的禮制變革與文化動因，觀察參與到仿古陶瓷器用制作的不同人群與傳統，考察王朝禮制建設如何沉淀到區域傳統與地方社會，不同文化系統的人群如何參與仿古器作實踐，仿古圖器的不同傳播層次與路徑。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袁泉副教授發言

　　故宮博物院王光堯研究館員以《海外傳世與出土中國瓷器價值的判斷》為題，認為在中國以外地區傳世和出土的中國瓷器數量較多，對這些瓷器價值的判斷和進行資料利用，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內容。他指出，如果作為對瓷器外銷方面的關注，有瓷器標本本身、出土地點或傳世收藏單位已足以說明問題。但是在西亞、非洲可以看到對已損壞的中國瓷器進行多次修補和再加工的例證，這一方面標志著瓷器傳世和使用時間的長久，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瓷器在當地被賦予的價值或有改變。另外，如果在同一個遺址或同一個地區能夠發現模仿中國瓷器生產的工藝品存在，則說明瓷器已成為傳播技術的媒介，也是值得思考的內容。

 

　　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長項坤鵬副研究館員以《論“樣”所映射的清宮御瓷的傳承、演變與創新——及與他類器物的互動》為題，指出從清宮檔案對制樣的相關記載入手，結合實物，可以捕捉到包括瓷器在內的清宮器物內在構件邏輯的一些蛛絲馬跡。清宮御瓷的設計過程，包括了對宮中已有瓷器構成要素的模仿、重建組合和調整，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創新，繁雜而有序。御瓷某些設計元素的取得是跨介質的，通常以“樣”的形式來實現瓷器與琺瑯器、漆器、玉器、金銀器、玻璃器、銅器等他類器物在構成要素方面的交流，這種交流除了相對廣泛性之外，還具有雙向性和靈活性。清宮御瓷設計思路的核心是滿足帝王好尚，體現了其崇古、尚雅、追新和兼收并蓄的情懷。

 

故宮研究院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長項坤鵬副研究館員發言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陳殿副教授以《構建考古教學科研新體系——以陶瓷考古為中心》為題，他指出陶瓷考古的教學科研體系可分為選才機制、培養模式、訓練方式、人才出口、研究范式等，在現有的框架體系下，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將體制內與體制外的方式方法相結合，將師生體系與師徒體系相結合，將教學與教練體系相結合，將學歷教育與社會服務相結合，讓教師的角色豐富為教師、師傅與教練的綜合體，用各種方法因材施教，知識與技能結合教育，為社會培養優質人才。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陶瓷考古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陳殿副教授發言

　　此次研討會氛圍熱烈，專家學者們積極發言探討。整體上呈現出四個特點：一，議題時間跨度長，范圍廣；二，討論內容交融性強，關注到不同材質器物間的聯系和互動；三，緊跟學術前沿和新發現，重點突出；四，運用科技手段解決實際問題，言之有物。本次會議的討論既有對小問題的深入發掘，見微知著，也有對大脈絡的整體把握，提綱挈領。會議成果顯著，是一次凝聚學術力量、繼往開來的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