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大成先生長期致力于華南地區高嶺土礦藏、澳門城市史、中西通商史等研究，多次負責籌劃故宮博物院應邀在澳門藝術博物館舉辦的文物展覽。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澳門的城市基本建設，在不同地點出土了大量明代晚期的各種瓷器殘片標本，這些瓷器的時代與澳門海岸線的變遷相適應。鑒于澳門開埠及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地位，盧館長對澳門出土瓷器的各個地點都給予過密切關注，對所出土瓷器的時代、造型、裝飾等進行過綜合研究。
在演講中，盧館長主要談了七個問題：一、唐宋以來的海上貿易情況；二、歐洲地理大發現；三、葡萄牙人占據澳門前的中歐貿易情況；四、葡萄牙人占據澳門的原因；五、北灣出土瓷片的地點、收集及特點；六、經由澳門的三大貿易航線；七、北灣出土瓷片與葡萄牙、日本及景德鎮出土瓷片之比較。
盧館長認為，16世紀以前，歐洲與中國的海上貿易往來大都是通過多次航程、經由多個港口轉運而間接進行的，直接進行的海上貿易往來極為稀少，這是由于兩者相距遙遠、常有海盜出沒、臺風及航海技術不夠發達而造成的。13至16世紀，亞歐貿易的陸路交通先后被蒙古帝國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所切斷，原本已經困難重重的亞歐貿易陸路交通受到嚴重阻撓。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通過控制地中海到埃及亞歷山大港的航路，逐漸壟斷了亞歐之間的香料貿易，并從中獲得高額利潤。為了打破威尼斯商人對香料貿易的壟斷、尋找并開辟一條海上新航路以通過貿易獲得可觀利潤的想法，推動了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開始。葡萄牙人率先在16世紀成功開辟了通往東方的航道，取得與遠東進行香料貿易的有利地位，同時攫取海外殖民地作為貿易據點，這一舉措為葡萄牙帶來驚人的經濟收益及戰略利益。
葡萄牙人在成功開辟通往東方的海上航道后，分別以武力占據印度果阿及馬來半島的馬六甲作為區域間的貿易據點。葡萄牙人裝扮成馬六甲使節向中國進行朝貢貿易被拒后，企圖在廣東屯門建立貿易據點，因此與明朝發生沖突。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葡雙方在廣東屯門西草灣爆發海戰，葡萄牙戰敗，葡萄牙人遂轉移到寧波外海的雙嶼島進行走私活動。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巡撫朱紈率兵進攻雙嶼島，將全城焚毀，葡萄牙人又逃到福建的浯嶼（金門）、月港（漳州）進行貿易走私活動，被當地官員驅逐。于是，又轉往廣州外海的上川島及浪白嶼，繼續從事海上走私貿易活動。
明嘉靖元年（1522年），因廣東文武官員之官奉多來自“蕃貨”，廣東巡撫林富上疏力爭重開“蕃市”及市舶。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都指揮黃敬受賄于葡萄牙商人，葡萄牙商人力請將泊口轉到澳門，歲輸租課兩萬金，獲準，澳門遂有蕃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有葡萄牙商船在進行貨物交易后遭遇暴風雨，海道副史汪柏受賄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門曝曬貨物、搭建茅屋，葡萄牙人自此開始對澳門實行占據居住。
在談到澳門出土16至17世紀瓷器殘片時，盧館長指出，這些瓷片基本都出土于16至17世紀澳門主要港口北灣地區。由于灣區的不斷沖積，使得各個歷史時期遺留在灣區的瓷片得以按灣區沖積的時代順序保存下來。因此，北灣瓷片在很大程度上較完整地保留了中國早期銷往歐洲的貿易瓷器風格演變的情況，已越來越受到國際上從事外銷瓷及物質文明史研究專家學者們的重視。
北灣瓷片中的絕大多數屬于景德鎮民窯燒造的青花瓷器殘片，另有個別黃釉、白釉刻花瓷片。造型見有盤、碗、杯、碟、瓶、壺、盒、軍持等，其中以盤、碟最為多見，碗、杯次之。時代大都屬于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期，屬于康熙時期的很少，這可能與康熙時實行海禁有密切關系。這些瓷片上的圖案紋飾很豐富，所署款識見有“永保長春”、“天祿富貴佳器”、“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嘉靖年制”、“長命富貴”、“富貴佳器”、“大明萬歷年制”等。只有少數瓷片上發現有使用過的痕跡，大部分瓷片是未經使用即被損壞而遺棄于北灣的。各時期盤、碟殘片都有一定數量，這對于研究各時期外銷瓷風格之演變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經對比研究后可以發現，有一部分北灣瓷片與景德鎮觀音閣、葡萄牙中部古城科英布拉、日本長崎及平戶出土瓷片類同，也有與葡萄牙桑托斯宮所藏瓷器及從菲律賓海域“圣迭戈”號沉船上打撈出水的瓷器類同者。
盧館長認為北灣是澳門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清同治七年（1868年）間最主要的貿易港口和貨物交易區域，葡萄牙人由此將包括瓷器、茶葉、絲綢等在內的中國商品通過三條航線源源不斷地運往世界各地。一條是：澳門→馬六甲→果阿→里斯本→歐洲。另一條是：澳門→馬尼拉→墨西哥。還有一條是：澳門→長崎。
講座結束后，我院專業人員提了一些問題，盧館長一一作了解答。耿寶昌先生、王光堯先生等還就外銷瓷研究中的相關問題與盧館長進行了探討。
延禧宮
景德鎮
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位于江西省東北部，原名新平，因地處昌江東南，故又名昌南鎮，北宋景德年間（1004--1007年）改稱景德鎮，以皇帝年號名。景德鎮地處群山環抱之中，自然資源非常豐富，歷史上曾以瓷、茶而聞名中外。瓷、茶并茂，工商輻輳，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曾與湖北的漢口鎮、廣東的佛山鎮、河南的朱仙鎮并稱我國古代四大名鎮。文獻記載景德鎮制瓷始于漢代，但迄今為止發現的最早瓷窯遺址為五代時期。明、清以來，隨著歷朝皇帝在景德鎮設御器（窯）廠，專門燒造宮廷用瓷，帶動了民營瓷業的發展和繁榮，于是，天下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景德鎮，景德鎮也因此博得“瓷都”之美譽。
巡撫
別稱撫臺、撫軍、撫院、部院等。明永樂年間以朝臣巡視地方、安撫軍民，謂之巡撫，或名鎮守，非地方專任，事畢即停。明宣德五年（1430年）始于各省專設，成為定員。景泰四年（1453年）加都御史銜。名稱以管轄地區及職責不同而時相參錯。巡撫兼軍務加提督，有總兵地方，加贊理或參贊。所轄多、事眾者，加總督。有總督兼巡撫、提督兼巡撫以及總理巡視撫治等員，皆加都御史銜或副都御史銜。與總督同為地方最高長官。清初沿明制，無定員。后來每省均一，或由總督兼任。乾隆十四年（1749年）定，巡撫不由侍郎授者，俱兼右副都御史，是否兼兵部侍郎銜由吏部請旨定奪。兼侍郎銜者為正二品。
指揮
軍事編制單位。五代時的后唐已有此編制，即營的組織。至宋代，指揮成為最重要和最普遍的軍事編制單位。軍隊的屯戍和調動往往打亂軍與廂的編制而以指揮為基本軍事單位，額定兵員500人。宋代指揮的統兵官為指揮使與副指揮使。
青花
瓷器釉彩之一，被用作白地藍花瓷的專稱。因藍花在釉下，所以青花屬釉下彩。其原料為含氧化鈷的鈷土礦，以藍青色料在瓷胎上描繪紋飾，然后施透明釉，在高溫還原焰中一次燒成。元代景德鎮已能燒制成熟的青花瓷器。青花瓷器的盛行改變了青瓷為主的局面，成為明、清兩代中國瓷器生產的主流。
花瓷
唐人對黑色釉地上飾以天藍或月白等色花斑的瓷器的稱謂。唐代工匠為了改變黑釉瓷器的單調色彩，創造性地在黑色的鐵質底釉上施加以銅、錳、鈦、磷酸鈣等為原料的釉料，經高溫燒制，釉料相互融合、浸潤，變化出黑藍、天藍、褐色、月白等彩色斑紋，深受人們的喜愛。其產地主要有河南魯山、郟縣、內鄉、禹縣及山西交城等地，產品以腰鼓最為著名。 20世紀60年代，以陳萬里、馮先銘為代表的古陶瓷研究者，先后在河南省的魯山、郟縣、內鄉、禹縣及山西交城等地發現唐代燒制花瓷的窯址。其制品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黑色或黑褐色釉飾以月白或灰白彩斑，多產于河南魯山段店及禹縣下白峪和山西交城；一類為黑色、褐色或鈞藍釉色飾以天藍色彩斑，出產于河南郟縣黃道窯和內鄉二處。這些窯址出土的標本為我們廓清了唐代花瓷的生產狀況。
黃釉
低溫黃釉瓷器創燒于明洪武時的景德鎮官窯，以后各朝多有燒造。以“黃”與“皇”諧音，故以黃色象征皇家的尊貴，黃色瓷器亦只限于御用。黃釉瓷器均采用兩次燒成，即先高溫燒成澀胎或素白瓷，然后施黃釉，再入窯經850-900℃烘燒而成。由于黃釉瓷器常以澆釉法施釉，故有“澆黃”之稱。對于顏色嬌嫩如雞油者，人們又稱之為“嬌黃”或“雞油黃”。統觀歷史上的黃釉瓷器，以明弘治朝之產品最受稱道，被視為黃釉瓷器的典范。其釉面光潔，釉色淺淡嬌嫩。從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諸多弘治黃釉瓷器來看，其呈色幾無差異，表明當時黃釉瓷器燒造技術之嫻熟。
刻花
陶瓷裝飾技法之一。用竹、骨、鐵制的平口或斜口刀狀工具在已干或半干的坯體上刻出花紋。其特點是雕刻較深，花紋有層次。刻花在宋代陶瓷裝飾中極為普遍。如耀州窯、定窯、磁州窯、景德鎮窯等刻花都各具特點。刻花一般常與劃花結合運用，故亦常稱刻劃花。此種技法至今在陶瓷器制作中仍有使用。
軍持
一般認為“軍持”原是印度語“knudikā”的譯音，也稱“軍持”、“君持”，意思是“瓶，水瓶也”，為佛教僧侶“十八物之一”，用以飲水或凈手。文獻記載軍持的生產和使用最遲在晉代就已開始，考古發現證明，軍持始于唐，盛行于宋元。元代以德化屈斗宮窯的青白釉軍持最為有名，造型為喇叭口，折腹，器體較矮。明清時期，在肩腹之間安上一個豐肥的乳房狀流，壺口和注口都加蓋，便于保持衛生。壺的腹部和流的底部均圓廣，而瓶口和注口都狹小，因而不易傾覆，便于攜帶。已發現的軍持產地有唐代北方的白窯窯場、湖南長沙窯；宋元時期的定窯、福建德化窯、泉州的磁灶窯和廣東的西村窯；明清時期的景德鎮窯等。
觀音
梵文 （Avalokitesvara）的意譯，觀世音的略稱。其與大勢至菩薩同為阿彌陀佛的左右脅侍，稱為“西方三圣”。又是我國佛教中的四大菩薩之一。佛典稱觀音為發大慈悲，即普救世人的大慈大悲菩薩。又作光世音菩薩、觀自在菩薩、觀世自在菩薩、觀世音自在菩薩、現音聲菩薩、窺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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