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一帶一路”倡議,促進文化走出去,故宮博物院作為第34屆世界藝術大會協辦單位,聯合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于2016年9月19日至9月20日在故宮博物院主辦了“中德博物館論壇”。 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柏林國家博物館艾森豪威爾總館長各率學術團隊,就當前博物館界、博物館學界關心的理論前沿和實踐總結,進行了一對一的學術對話。
開幕式上,世界藝術史大會主席秘書長、北京大學朱青生教授致辭,艾森豪威爾總館長作主題發言,單霽翔院長作主旨演講,來自世界藝術史大會理事、發言代表400多人傾聽了中國、德國博物館人對藝術、藝術史的前沿探索。
論壇對話中,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以“博物館事業將如何應對社會公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回答博物館如何面對社會公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求,介紹了故宮近年來在擴大開放面積、加大文創產品研發、增強對外信息發布方面的探索與實踐,并通過不斷嘗試開拓文化傳播的領域和方式,在博物館愛好者以及社會公眾之中厚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血脈,強調了學術研究在博物館事業發展中的底蘊作用。
柏林國家博物館艾森豪威爾總館長帶來了“核心藝術珍寶館洪堡論壇及其在古代普魯士藝術珍寶館的起源”論題,概述了柏林國家博物館下屬20個博物館和機構的藝術收藏、科技收藏與自然收藏的經典薈萃,解析了洪堡論壇在德國博物館歷史變遷中的推動、影響與發展,宣示洪堡論壇及古代普魯士藝術在博物館轉型與發展中始終煥發的提示與引領作用。
其他論壇對話人分別就博物館學與博物館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肖像畫觀念與技法演變、私立博物館興起與藝術收藏、古建筑的保護理念與修復技法、織繡藏品的保護修復與陳設展覽、博物館的公眾教育與知識宣傳,做出深邃的經驗總結與新知探索。
論壇達成的共識是:高科技、新信息時代的博物館,面對社會公眾更高端更細膩的文化需求,在保持收藏經典性、保護可靠性、文脈永續性、文創前瞻性等諸多方面,均可做出服務公眾、保護藝術、傳承文化的貢獻。
開幕式后,全體參會代表們參觀了故宮博物院專門獻給此次世界藝術史大會的《故宮藏歷代書畫展》,近身觀摩中國魏晉以來的經典書法繪畫精品,體驗中國書畫藝術及其包含的中國傳統文化有緒傳承,也直接觸及以故宮博物院為代表的中國博物館界近年來在文博理論與實踐方面的開拓進取、不斷進步的新面貌。
此次論壇對話結束后,相關課題將繼續思考研究,并將在2017年9月柏林國家博物館成立100周年之際、德方舉辦的“洪堡論壇”上,中德雙方舉辦第二輪對話。論壇對話成果將以中德兩種文本各自結集出版,圓滿完成兩年學術對話期。
故宮博物院和柏林國家博物館正在實施兩個合作項目。其一是2017年9月在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博物館舉辦“中國明清肖像畫展”。該展將納入中德建交45周年系列紀念活動,成為重要文化活動之一。其二是合作出版中英文版的18世紀藏傳佛教冊頁。將柏林國家博物館民俗博物館收藏的半套18世紀由清代宮廷畫家所作章嘉呼圖克圖五世傳記冊頁(孤品),與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另半套同樣圖繪藏傳佛教高僧傳記的冊頁合璧,整理出版。
以“中德博物館論壇”為開端,以文物展覽、學術出版為抓手,未來的幾年里,故宮博物院將與柏林國家博物館深度合作,助力“一帶一路”倡議,擴大中國文化影響力,開創中德博物館事業合作新里程。
人物畫的一種,專指描繪人物相貌形神的繪畫,可分為頭像、半身像、全身像、群像等。中國的肖像畫傳統稱謂有“傳神”或“寫真”,它是以現實生活中或歷史上客觀存在的人物為描繪對象,通過以形寫神、遷想妙得等創作方法,著重刻畫人物本身特定的外形特征和內在神韻,獲得形神兼備的效果。
冊頁的組合形式類似西方繪畫中的組畫,這種藝術形式在山水畫中能夠比較完整地展現一個地域不同的自然景觀,在花鳥畫中可以從多重角度、時節去描繪其自然姿色。在人物畫中,可以完整地敘述一個歷史故事發生的全過程或細化表現某種道德觀念。
中國佛教兩大派系之一,形成于藏族地區,發展、傳播于藏、蒙、土、裕固、納西等少數民族地區,是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佛教。 7世紀佛教傳入西藏,松贊干布、赤松德贊等幾代贊普支持佛教,翻譯佛經,創建桑耶寺,佛教有了初步發展。 9世紀中葉,朗達瑪上臺興苯滅佛,佛教受到毀滅性打擊。10世紀后期佛教又從阿里和多康地區復興,根據不同的佛法傳承,形成寧瑪、噶丹、薩迦、噶舉等眾多教派。元朝以后,薩迦派、噶舉派、格魯派在中央政府扶持下曾先后取得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統治權。藏傳佛教中有由《丹珠爾》、《甘珠爾》兩部分組成的藏文《大藏經》,其寺院組織嚴密,學經制度健全,修行上“顯密并重”。以無上瑜伽部密法為最高最深之法。
章嘉是清代黃教(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之一,余為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
章嘉呼圖克圖為清代藏傳佛教格魯派四大活佛之一,是北京、山西、河北、內蒙地域的最高活佛,與清宮廷關系密切。三世章嘉名若必多吉(1717—1786年),甘肅涼州西蓮花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被定為三世章嘉,雍正二年(1724年)奉皇帝之命進京。成年之后,因其諳熟佛典,廣弘佛法,雍正帝賜封其為“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雍正十二年,他奉命前往泰寧護送七世達賴喇嘛返藏。乾隆即位后,他更深受重用,掌管京城喇嘛印務處,多次代表朝廷處理蒙藏事務,他與乾隆帝關系密切,被拜為上師,指導宮內佛教活動、佛殿建設以及佛像制造等。他一生著作甚豐,精通漢滿蒙藏多種文字,佛學造詣高深,主持將藏文大藏經《丹珠爾》譯為蒙文以及滿文《大藏經》的翻譯。